被捕到現在幾個月了，無論警察怎麼問，愣是半句話都沒說過。”
“不是啞巴？”我繼續翻附卷證據，發現果然訊問筆錄都是空白。
再往後就到了現場勘驗筆錄。白家住的是現在很流行的一百米左右的小戶型，兩室兩廳，進門有段很短的玄關。從主臥到玄關一路到處都是被害人的血跡，顯然被害人是在臥室被刺後想要逃出來，最終倒在門口。看到血跡的分佈，我吸了口氣，隱隱覺得有些不對。
後面的屍檢報告更證明了我的直覺。“白啟紋”被捅了二十二刀，傷口遍佈全身，慘不忍睹。我翻來覆去研究了半天那些傷口的照片，越看越覺得奇怪：“師父啊，按我刑偵課上學的，這手法像是女人做的啊。”
師父盯著我看了幾秒，忽然狠狠彈了一下我的腦袋。“你們這些大學生，現在上課學的都是些什麼玩意。”
我疼得一縮脖子，捂著額頭揉了半天，剛想抱怨，抬頭就發現他正笑著。我這才反應過來。師父是老江湖了，就算乾的不是刑警，這麼多年命案肯定經手過不少。我這半吊子都看得出的東西，他不可能看不出來。
問題恰恰就在這裡。畫像說兇手是女人，證人證言說兇手是個15歲的男孩子。就這麼一條證據，畫像又和單一證據不符，到底應該信哪個？
檢委會討論了一週，原來是這個原因。
這幾乎就是現行犯，對刑警而言，算重案不算疑案。對檢察官和法官卻是最棘手的情況。證據看起來指向性很強，但渾身上下都透著一股子冤案的味道。要真判了，指不定哪天就冒出個真兇，到時成了錯案，上頭追究起來，所有牽扯到的人都不好交代。
何況嫌疑人還是未成年人。進了監獄，又是殺人犯的罪名，這可是耽誤人家孩子一輩子的事。
我問師父：“那這案子現在怎麼辦？”
師父嘆了口氣，“現在這樣只能起訴。而且如果沒有新證據，八成會判有罪。”
我點頭。畢竟畫像不是證據，定案肯定不能拿畫像來說事。按現在的證據，也只能如此。
只是……
翻回前幾頁那張嫌疑人的照片，我看著孩子乾淨而稚嫩的面孔，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半天才說：“他一直什麼也沒說，是不是受刺激太嚴重了？我們應該見見他，好好開導開導，說不定能問出什麼來。”
師父撇撇嘴，一抬手合上案卷，拿起來夾在腋下。“你小子還看上人家了？總之這案子不歸我管就阿彌陀佛土豆燉大蘿蔔，趕緊幹你自己的事。”說完就轉身進了他的辦公室，也沒關門，我聽到“哐當”一聲，估計是把那本案卷隨手扔到桌子上的聲音。
我對著他辦公室的門做了個“我擦”的口型，心說：“不歸你管你給我看幹嘛？逗我玩麼？”
一上午過得渾渾噩噩得，滿腦子想的都是這個案子。我總覺得這事不能就這麼算了。熬到午休，便趁師父去吃飯時，溜進他屋裡把案卷偷出來，拿到影印室去又印了一份。
到院外的小館子隨便打包了一盒蓋澆飯。我開始一邊消滅午飯一邊仔細研究影印來的案卷。
最主要的證據只有保姆的證言這一份。保姆名叫李桂梅，1960年生人，從名字到年紀都給人感覺是很典型的家政大媽。據她所說，因為還要在家帶小孫子，她不當全職保姆，只做兩三份鐘點工的工作。她是一年前在報紙上看到白家請鐘點工的廣告的，見了面覺得錢給得大方，老闆很和氣，就接了這份活。一年中她週一到週五每天下午去白家給父子倆做頓晚飯，順帶打掃一下房間。白家小孩不愛說話，總是安安靜靜的，但很有禮貌，挺討人喜歡。這次出事之前，一直沒覺得他有什麼奇怪的地方。案發當天她照例去打掃做飯，一開門就見到老闆全身是血倒在門口，孩子手裡拿著刀在旁邊站著，她嚇得魂都沒了撒腿就往樓下跑。直跑出那棟樓幾百米，有點跑不動了，見那孩子也沒追出來，才打110報了案。
等問到老闆在哪上班孩子在哪上學，她就完全不清楚了。還有兩份鄰居的證言，說幾乎沒跟白家人照過面，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住在這的，案發當天也沒聽到任何奇怪的聲音。
全看完之後，我更覺得這事不靠譜。白家父子倆從姓名到行事作風，到案發當天的情況，全憑李大媽一個人一張嘴，想怎麼說就可以怎麼說。雖說大媽不至於故意忽悠警察，但難保沒些岔子或者隱情什麼的，要憑這個定案，放誰那誰心裡都得沒底。
我扒了幾口飯，把李桂梅的證言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這次卻讓我發現了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