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關於這個，容後再予詳論。妻與我一同去上Max Forester的英文課。我們倆就猶如兄妹一樣。從那時起，妻就注意到我必須衣著整齊，這是她對丈夫的要求，至於我個人，我倒認為無所謂。在食物方面，她使我一定要營養適當；可她對自己，則自奉甚簡，絕不講究。後來，一個和很出名的音樂批評家離婚的美國女士，是我們的朋友，她對我說：“林博士，你們婚姻上沒有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她甚為詫異，她於是知道了中國婚姻是與美國婚姻不同的。
在德國萊比錫我們沒有朋友。若是到附近的地方去郊遊，我們就到萊比錫的Denlsmol。每週我們也到火車站的浴池去好好兒洗個澡，買些好點心回家。我們漸漸和Schindler博士夫婦成了好朋友，這位博士後來成了Asia Major雜誌的出版人。另一位特別要好的朋友是Frau Schaedlich，她一度是我們的房東。妻和這位太太無事時一同嚼鰽魚。她有一個好漂亮的兒子，希特勒興起時被殺身死的，那時他才二十歲的光景。這位太太是猶太人，逃到了倫敦。後來我聽說，她又回去取東西，正趕上她的房子坍塌，她就活生生埋在裡面。那是一九四五年。
在萊比錫工業展覽時，所有歐洲的出版商都去參加。那時，我們正住在郊外。我們的女房東是一個孤獨寂寞的寡婦，同時又患有色情狂。她無時不在喝啤酒，吃鹹肉、抽菸。她把自己作的詩給我看，存心引誘我。她有一個女兒，已到適婚年齡，很厭惡她這位母親的行為。有一次我在她門口經過，她正在發作，一陣病來就昏倒，要我過去把她扶起來。我叫我太太過去，她假裝做甦醒過來。在工業展覽期間，她有一個經常的客人和她一起住。她告訴我們那位男子像歌德一樣，還告訴我們他倆在一起相處的樂事。
我前面曾說過我在清華學校時決心讀中文。可是後來卻以學校的教授身份來到萊比錫大學。在萊比錫大學有一位中文教授（Conrady），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讀現代中國的報章雜誌卻有困難。他開了一門泰國文法，班上有四、五個學生。我覺得德國人遇事講求徹底認真，居然有學生精研泰文文法。Conrady博士認為他有一位從北京大學來的我這位同事，頗以此為榮，因此對我熱誠歡迎。中國研究室的中文書真是汗牛充棟。我也能夠從柏林借到中文書。那時我才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的音韻學。不久，我就沉迷在《漢學師承記》，《皇清經解》，尤其是《皇清經解續編》，這都是滿清末葉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刻的。我這才熟悉了諸名家的考證註釋的著作，其中大家如高郵王氏父子，段玉裁、顧炎武。概括言之，整個清朝的學術趨勢是一反明朝的哲理研究，而回到漢朝的說經考證，而且對經書是相信今文，反對古文，因此引起中國經典研究上一個軒然大波。也引起自唐代以來偽經的爭論，如《詩經》是根據“毛詩”和《左傳》。若是根據西方的語言學來說，認為只有一個版本才正確，是很武斷的。在漢初，由秦禁經典之後，一定發掘出來好多版本。國學大師章太炎還是相信經典的古文字為真本。錢穆曾寫了一長篇文章，證明喊叫“偽造”經典是不肯細心讀漢書的文人的道聽途說。這種邪說至今日而愈甚，甚至梁啟超不相信有老子其人。胡適之認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為偽造。康有為可算這種懷疑偽造之最大膽者，他竟說六經皆孔子所偽造，因而寫出“新學偽經考”。我深幸還不為之動搖。認為《莊子》的前七篇真為莊子所作，其餘各篇疑係偽作，而不說明若非莊子所作，《秋水》、《馬蹄》、《胠篋》究系何人所作？證明古書之真正可靠與否，需要更審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語言學的標準。高本漢（Bernhard Harlgren）氏的《左傳真偽考》是應用現代方法的一例。
第九章 論幽默
西方人，對幽默這一詞，當然是毫無疑問，是人人接受的。可是對中國讀者而言，一個報章雜誌的編者會留一頁，用以登載生活的輕鬆方面的文字，是不可想象的。中國的高階官員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說句幽默的話，也是一樣不可想象的。美國前故總統甘乃迪，在記者問他何以選他弟弟充任首席檢察官時，他運用他的急智回答說——做了首席檢察官之後，他再做律師就更有經驗了。Russell Baker主辦的《紐約時報》是盡人皆知的，而包可華專欄更是獲得萬千讀者的歡迎。他有見識，也有良知，也有機智，敢把普通社論所不敢說的話，以滑稽突梯嫡笑詼諧的態度說出來。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幽默完全不離常人的淳樸自然。一次，他到達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