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一陣清風一直到達南京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了。這件事，沒有人在乎，也沒有人注意。我在《中國評論》上呼籲大家要想到窮人在寒風苦雨中的苦難。這篇文字觸怒了當時給予這本雜誌津貼的機關，怪我居然敢揭露其不仁民愛物之德政。此本刊物的經理人（K。 P。 Chu）立刻坐夜車趕往道歉，答應此後絕對身為良民，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這若比起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洋政府的屠殺學生，則又微不足道了。北洋的段祺瑞執政府，在准許遊行示威的學生進入北京鐵獅子衚衕的執政府的大門之後，由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下命令，執政府的衛士揮動七節鋼鞭把學生打倒在地。
我當時在場。各學校傷亡的學生都用洋車運走，頭和身上血跡斑斑，一連串的洋車在東直門大街排成了一大行，我以女子師範大學的教務長身份到現場時，我看見兩口棺材，裡頭裝的是我們學校的兩個學生。北洋政府真的考慮周到，居然還沒忘記給他們打死的學生預先準備棺材。這種殘忍的行動，在美國任何城市，都足以引起暴動的。第二天，在九個大學學院校長的會議席上，五個校長贊成支援北洋政府當局，四個打算表示以溫和的態度向政府抗議。
那九個大專院校，因為是向北洋政府領經費，所以不宜於提出抗議，有人這樣推斷，不知算不算理由。遇到這種情形，我在《語絲》上肆無忌憚的說了話。
《中國評論》這份英文雜誌得到賽珍珠的注意。在她和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 J。 Walsh）環遊世界時，她催我趕快把我的第一部書《吾國與吾民》寫出來，這本書一出版，立刻成了美國的暢銷書，也建立了我在美國讀者心目中的地位。這本書在美國的暢銷書目上成了第一本，其地位可謂空前的顯要。Clifton Fadiman主編的《紐約人》（New Yorker），因為對本書評論稍遲，趕緊向讀者道歉。在後來的版本中，我把認真痛論中國問題取消，改為評論中日戰爭的爆發，這是極為讀者所需要的。
……那時在反共戰鬥中，我是唯一為蔣中正先生效力的。當時我把喉嚨都喊啞了。那是“戴維斯和塞維斯”（Davis and Sorvice）和史迪威時期。那時史迪威來到中國，猶如到印度去對一個印度酋長作戰一樣。史迪威這個人粗暴而傲慢。他要求在湖南控制人力而自己充任超級統帥時，實在超出了他的許可權。蔣委員長要求美國政府撤換他。
因為有美國力量為後盾，史迪威就像個獨裁暴君一樣，他不是來幫助中國，他是來破壞中美的團結。他把槍炮和彈藥全留給共產黨用。倘若他很有效的克盡其職責，就像羅斯福總統派油輪到開羅去援助蒙哥馬利一樣，結果會大不相同吧？當然他有他的理由——根據他對民主的意見。不論怎麼說，一國的使者企圖干涉另一國的內政，我對這個深為氣憤。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不贊成韓國的李承晚總統，於是根據美國所謂的“民主”，便將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不贊成越南的吳廷炎，又根據所謂美國式的“民主”而把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推翻了越南的吳廷炎政府，還企圖槍殺吳廷炎和他的政黨。結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史迪威之幫助中國共產黨，根據他所稱的美國式的“民主”，也正是他的職責。……無論如何，美國派到中國來的應當是個外交家，不要派個粗野的莊稼漢，要派一箇中國人認為具有紳士風度的人來。
民國三十三年，我問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他的回答是，只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在民國三十三年，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玉泉的油田，馱著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何應欽胸懷憤怒，我也頗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只是贊同把“戴維斯和塞維斯”的報告限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極力稱讚。參議員Judd告訴我，他曾經到過中國，他帶回五份報告，都是對中國共產黨有利的，而沒有對蔣先生有利的，他把這些檔案給美國大使館看。大使館的人只對共產黨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先生一年之內完成了滇緬公路，那是美國政府估計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布魯克·阿金森（Brooks Atkinson）同史迪威返回美國時，竟宣稱蔣先生對抗日沒有興趣，只是對打共產黨有興趣。
這是第一個錯誤。第二個最嚴重的錯誤是，蘇俄在原子彈轟炸廣島三天之後參戰，中國共產黨企圖進入東北接受日本在東北留下的戰利品。中央軍把進入東北的門戶張家口封閉了。當時，在中央政府軍與共產黨軍隊之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