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問題則嚴格認真，絕不妥協。我記得反對凡爾賽和約割讓山東半島給日本時，蔡元培站起來說話，他的聲音很柔和，他說：“抗議有什麼用？我是要辭職的。”第二天，他神不知鬼不覺的，搭上藍色的京滬快車離開了北京。
他吃飯時總是喝紹興酒，就像法國人的邊吃邊喝一樣。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時，他任命我為英文主編。我每天早晨和他同乘一輛汽車，因為我們倆住得距離不遠。我恐怕當年是個愛說話的青年人，但是他總是很客氣的說：“是是，你的說法不錯。”
當時有一位楊杏佛，是蔡先生的助手，此人有非常之才，能一邊與人閒談一邊寫信，確實能如一般人所說的一目十行。他告訴我說，蔡先生對人的請示從不會置之不理。若是有人求他寫一封介紹職業的信，他立刻就寫。政府要人知道是他寫的，反而置之不理。
蔡先生和宋慶齡、楊杏佛、艾格納·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魯迅、我，一同成立了一個自由保障大同盟，若有個人自由受到威脅，就予以保障。後來Noland的案子發生了。他是共產黨員，被捕後監禁起來。我們這個委員會遂起而行動。宋慶齡和史沫特萊一同坐夜車由滬入京，向有關方面請求釋放。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上海正在交惡。楊杏佛因為曾說要把綁架共產黨女作家丁玲的那輛車的牌照號碼宣佈出來，因而遭人謀害。此事之後，蔡先生主持的自由保障大同盟便無疾而終了。
蕭伯納——民國二十年一個晴朗的冬天，英國大名鼎鼎的作家蕭伯納到了上海。他十分健康，精神奕奕，身後映襯著碧藍的天空，他顯得高碩而英挺。有人表示歡迎之意說：“大駕光臨上海，太陽都出來歡迎您，蕭先生果然有福氣。”蕭伯納順口答道：“不是我有福氣在上海見到太陽，是太陽有福氣在上海看見我蕭伯納。”
在上海宋慶齡的寓所，有一個小聚會。我那時認識史沫特萊已經很久。另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共產主義作家Frome夫人，是一個古怪而虔誠的理想主義者，Vincent Sheen的Personal Biography（Modern Library版）一書中曾有記載。在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北伐之前，國共合作之時，雖然我始終不是國民黨黨員，她和我用英文展開一次筆戰。後來，在漢口再度相遇。她和宋慶齡過從甚密，後來隨宋與陳友仁到莫斯科。
我在這兒必須把宋慶齡和印度潘迪特夫人（Mrs。 Pandit）相會的情形說一下兒。共產黨佔領了中國大陸不久。潘迪特夫人應邀赴中國大陸訪問。用的語言當然是英文，她和宋慶齡都預期在別後重逢時暢談一番。印度的代表團在十點鐘有個約會，潘迪特夫人安排在九點半和宋慶齡見面。宋還是穿著正常的農民裝，但是她身邊站了一個翻譯官。兩位夫人見面照例的問候完了，宋慶齡竟無話可說，因為她知道她說的話是要向上級報告的，其實她們倆關於印度洋問題已經通訊談論多年。後來，潘迪特夫人也覺得無話可說。潘迪特夫人一看鐘，時間已經是九點四十五，於是轉達她哥哥尼赫魯的問候之後，很熱情的告別，回到印度代表團那裡去了。後來，我在Ada…habad和潘迪特夫人相見，相處三日，她把那次會見的情形親口告訴我的。尼赫魯的氣派宏偉的府第曾為我而開，招待我的菜是特別的法國菜。那時我才幸得機會在潘迪特夫人陪同之下在夜晚出去瞻仰恆河，她那時還不是統治億萬印度人的領袖。潘迪特夫人有三個女兒，我們都認識，現在都已結婚。她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主席時，我們常相見。有一次，尼赫魯來和我們一同進餐，他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後，吃完飯，轉眼就睡著了。
第十一章 論美國
我之成為一個超然獨立的批評家，是從我給英文刊物《中國評論》的“小評論”專欄（Little Critic）寫稿開始，我既不是個國民黨黨員，那時我又不擁護蔣先生，有時寫的批評文字苛酷無情。小心謹慎的批評家為討人人高興而所不敢言者，我卻敢寫。同時，我創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所有我寫的書都有這個特點，自有其魔力。這種風格能使讀者跟自己接近。
如果時機需要，我有直言無隱的習慣。民國十九年，丹麥王儲將到南京訪問。有一帶窮人住的破房子，這位貴賓必須從那兒經過。南京的劉市長慌忙之下，要把那些破爛房子拆除，否則圍起來，卻不在別處為那些窮苦農人提供棲身之處，這樣，貴賓就好像神仙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