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逃到印尼，在日本軍閥佔領之下，隱姓埋名。但終被日本憲兵查出他的身份，據說最初他曾頗受禮遇。但日本戰敗撤退前，依照當時日本軍方的政策，把他和一些別的人一起槍斃了。
其他《語絲》作家有錢玄同和劉半農。錢玄同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之一。劉復（字半農）也是力主改革的思想家。他專攻的學術是語言學。他傾全力提倡中文的拼音和中國文字的簡化。在他反對儒家的一切思想，而且對一切都採取極端的看法這方面，我覺得他是個精神病患者。我認為在提倡社會改革上，應當採取中庸之道；但是在爭論“把線裝書都扔到廁所中去”，一般人聽了確是心驚膽戰，因此自然在宣傳上頗有力量。錢玄同兩眼近視，常常臉紅，據我的記憶，他一直住在孔德學校，和太太分居。
劉半農教授則是另一型別。他在法國巴黎圖書館和英國大英博物館，對敦煌古物做過很重要的研究。他的研究成績獲得了國際的名譽。陳源那時也在倫敦，曾經把他向人介紹，說他“也算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他當時對這句話甚為敏感，從此以後，對陳源始終存有芥蒂。
北京當年人才濟濟，但《語絲》社和《現代評論》社諸同人，則各忙於自己的事。我們大家都是適之先生的好朋友，並且大家都是自由主義者。在外人看來，這兩個雜誌之間那種似乎誇大的對立，事實上，只是魯迅和陳源的敵對而已。對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屠殺學生一事，《現代評論》是採取親北洋政府的態度，《現代評論》這種只顧自己利害的態度，激起了我們的憤怒，才對他們發動抨擊。後來我們之中有人喊出“不要打落水狗了”。魯迅卻說：“落了水的狗也要打。即使是學會向主人擺尾巴的北京狗也要打。”他的原文已記不清楚，大意如此。
我不妨順便提一下兒民國十五年從北京大學的大逃亡。在奉軍張宗昌佔領北京之後，軍方抓去了兩個報的編輯邵飄萍和林白水，在當夜十二點鐘之前就拉出去槍斃了。我們知道北洋政府是開始下毒手了。當時軍閥手中平時坦直批評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單上，共有五十四個人名字，包括共產黨員李大釗。這個人倒是很老實，誰都對他有好評。毛澤東曾在北京大學做了一段圖書館員，那時已經離職去組織共產黨了。他們都藏在東交民巷的法國大使館。我家在東城船板衚衕。當時我也預先做了準備，必要時跳牆逃走。我做好一個繩梯子，緊急時可以拉入閣樓。我後來以為不夠安全，於是去藏在林可勝大夫家。那時我有兩個孩子，小的才三個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個星期，我決定回廈門去。由於朋友聯絡，我和魯迅，沈兼士，還有北京大學幾個很傑出的人物，和廈門大學簽訂了聘約，我們前去教書。北京大學這批教授一到，廈大的國文系立刻朝氣蓬勃。向第十一世紀興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廈“東西塔”送上了一項研究計劃。這卻引起了科學系劉樹杞博士的嫉妒。魯迅那時單獨住在一處，他的女友許小姐已經單獨去了廣州。我住在海邊一棟單獨的房子裡，我覺得身為福建人，卻沒盡到地主之誼。由於劉樹杞的勢力和毒狠，魯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時正在寫他的《小說舊聞鈔》。他和他的同鄉報館的朋友孫伏園一起開伙。他們吃的是金華火腿，喝的是紹興酒。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無法在廈門待下去。他決定辭職，到廣州去。他要離去的訊息傳出後，國文系學生起了風潮，要驅逐劉樹杞。我也離開了廈大，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部下去做事，我對陳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國交涉，收回了漢口租界。做了六個月之後，我對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膩煩。從民國十六年，我就開始專心寫作了。
在別的文章裡，我提過蔡元培，他是北京大學校長，把北京大學變成了全國的改造中心。我們大家都向他敬稱“蔡先生”。在國民黨元老當中，他是唯一真正瞭解西方的。他中了進士，又是翰林院的翰林，這是人所爭羨的，他也是國民黨黨員，在成立興中會時，他和中山先生很密切。在康有為、梁啟超保皇黨瓦解之時，到法國、德國去求學。他歸國做北京大學校長之時，把學術自由奉為第一要事，在北京大學裡，教授的新舊派是相容幷包。他聘請舊派名儒劉師培、黃侃、大名鼎鼎的辜鴻銘。辜鴻銘在人人都已剃去了辮子之後，他還依然留著，表示忠於清朝。著名的英國小說翻譯家林紓，他仍然稱白話文為“引車賣漿者之言”。他曾寫過洋洋萬言的長文為文言辯護。另一方面，蔡元培也為胡適、陳獨秀、沈兼士和《新青年》那一派敞開了大門。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於細節。蔡夫人曾經說：“米飯煮得好他也吃，煮焦了他也吃。”但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