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辦起了小五金廠；在天津大邱莊，禹作敏偷偷辦起了冷軋帶鋼廠；在浙江蕭山，魯冠球創辦了萬向節廠……
一位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在他的報道中寫道，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廣東潮汕地區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膠、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正是民間經濟的推動，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感受到了一種意料之外的巨大生機。於是在1979年7月15日，國務院以當年50號檔案的形式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關於興辦特區的報道，檔案明確表示：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定。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頭3市設定經濟特區。此舉，無疑對燥熱的民間經濟起到了火上澆油的推動作用。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1979年3月，《詩刊》發表了一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詩歌：《回答》。詩人北島深情而熱切的筆觸，凝聚了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億普通中國人肩負歷史使命、企圖改變現狀的巨大熱情與衝動。
而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全世界都矚目的一個奇蹟，就是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被無數難題困擾的*，曾懷著無比謙遜的心態，於1978年10月22日東渡日本，前去學習那些先進的經驗。1979年6月底，有“經營之神”美譽的日本著名企業家松下幸之助，應*之邀來華訪問。此後，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湧向中國。
另外，在1978年的國慶典禮上，一位身穿藍色中山裝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門觀禮臺上。他叫李嘉誠，是黃光裕的潮汕老鄉。自從11歲離開大陸前去香港後，隔了整整40年，他才再一次回到大陸。
而這兩位被*所重視、蜚聲全球的大企業家，也成為日後黃光裕頂禮膜拜的商業偶像。
在1978年，還有一個有意思的資料對比：當時美國家庭的電視機普及率是70％，而近10億人口的中國，電視機擁有量只有100多萬臺。另據《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一書披露，從1978年到2008年，全國電視入戶率從不足10％增長到，觀眾規模更是達到了億人。9歲的黃光裕當時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一輩子做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讓電視機之類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湧進中國普通的百姓家庭。
僵硬的流通體制，被白蟻般的倒爺啃得千瘡百孔
但野草瘋長的地方，天生註定是一片灰色的領域。
那些沿海大批新生的小工廠，絕大多數人是當年的偷渡客創辦的。後來聞名全國的“指甲鉗大王”梁伯強，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在1980年前後，浙江溫州、台州地區，廣東潮汕地區也成為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漁船，滿載著服裝、五金、家電等國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碼頭登陸，然後又迅速湧向全國各地。在廣東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漁民不打魚、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現象，一窩蜂地到處兜售走私貨。
另外，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價格管制和地區隔離和差異等滋生的權力*，催生了一大批靠倒賣批文的“倒爺”，形成了一個龐大而繁雜的體制外流通網路。僵硬的流通體制如一座外表堅固的防洪大堤，但愈來愈多的“倒爺”如肆意繁殖的白蟻般，已經從裡面把它啃食得千瘡百孔、危機四伏。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令政府最頭痛、商人最害怕、民眾最痛恨又最亢奮的四個字，就是“投機倒把”。而對遍地的“投機倒把分子”，政府的態度飄忽不定、時緊時鬆。
1981年1月，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檔案，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禁止鄉鎮社隊企業的“無序”生長，避免同國企爭奪原料。這一年，韓慶生等四個國企的工程師利用業餘時間為一家鄉鎮企業設計了兩套生產汙水淨化器的圖紙，讓這家農機廠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勞。但後來，韓慶生卻因“技術投機倒把罪”，被判入獄300天。
1982年，因為廣東、福建等地走私和投機倒把現象嚴重，中央有人點名批評這些地區的領導是在“放羊”，放言“如果這樣下去，不出三個月廣東就要垮臺”，並提出要把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為此，廣東省委領導任仲夷連續兩次被召進京，並寫了有生以來唯一的一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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