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懷悽惻，悲怨情深，充滿感傷身世、眷戀故鄉的情感。
北宋繼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設童子科，作為考試科目之一，又稱“童子舉”。《宋史…選舉志一》載：“宋之科目……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童子科年齡限在15歲以下，科考的主要內容即是背誦經書。要獲得神童稱號，應試者必須至少將《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等“七經”約28萬字的儒家經典熟讀成誦，其中《毛詩》39000餘字。《宋史…選舉志二》載：“凡童十五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其命官、免舉無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後皆為賢宰相、名侍從。”
楊億（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詩人，從小就受到較好的教育。《宋史…楊億傳》載：“（楊億）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為賀。……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俄丁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時期，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為首的館閣詩人效仿李商隱的詩風，大量寫作雕琢用典、鋪陳詞藻、屬對精工、深婉綺麗的詩篇，彼此唱和應酬。楊億把這些詩作編為《西昆酬唱集》後，這種被稱為“西昆體”的詩風進一步在社會中盛行，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
宋綬（991—1041）是北宋文學家、書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楊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楊氏也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宋史…宋綬傳》載：“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他曾輯錄《歲時雜詠》共二十卷，收漢魏至隋唐詩1500餘首。
宋代計程車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載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壇上佔據著統治地位。經過先後三次興學後，官學、私學、書院等三類學校的學科門類增多，課程內容也更加豐富實用。由於統治者對文化的重視和對文人的優待，大批知識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學而優則仕”外，教授私學成為他們的謀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學更加興盛和普及，而私學往往集中於蒙學階段。與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學教育更加發達，當時的小學、鄉學、村學、義學、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學有較完備的蒙學教材體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詩》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詩》是北宋時期出現的兩種對後世影響極其深遠的蒙學讀本。蒙學詩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詩》。《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備了詩歌的特點，可以看作是詩歌類教材。
北宋初年問世的《百家姓》是我國流行時間較長、流傳範圍很廣的一種蒙學識字教材，它將約500個常用姓氏編成四字一句的韻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詩，基本上包括了當時的常用漢字。雖然其內容缺乏文理，但編排合理，句式整齊，隔句押韻，讀來順口，易學好記。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諸衛，蔣沈韓楊；朱秦尤許，何呂施張；孔曹嚴華，金魏陶姜；戚謝鄒喻，柏水竇章；雲蘇潘葛，奚範彭郎……”據南宋學者王明清考證，《百家姓》的作者是錢塘（杭州）的一個儒生，前幾個姓氏的排列大有講究，如趙是指趙宋，既然是國君的姓，理應為首；其次是錢姓，錢是五代十國中吳越國王的姓氏；孫為當時吳越國王錢俶的正妃之姓；李為南唐國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書和普及要早於《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三字經》相配合，成為我國古代蒙學中的固定教材，影響深遠，至今仍在流傳。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製百家姓》，但都流傳不遠。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時期名揚江淮地區的著名詩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歲喪父母，隨其叔祖居廣陵（今江蘇揚州），刻苦讀書。十七歲就自立門戶，在天長、高郵等地以做私塾先生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