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至於他受教育的途徑，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後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沒有說，大概是當地人神化了五歲童就能作詩這件事，以訛傳訛，以致真相被湮沒了。不過，兒童五歲就能作詩，的確不簡單！王安石在文中強調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繁榮既刺激了文學作品的生產，又使文學作品得以迅速傳播。如曾鞏的《蘇明允哀詞》稱三蘇的文章盛傳於世，“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詞在宋代達到頂峰就與此相關。城市中的歌樓酒館是文學傳播的重要途徑，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詞新曲為榮，甚至不惜代價、千方百計獲得新詞，這種需求極大地促進了文人詞的創作，而她們的傳唱又使新的詞作不脛而走，在社會上迅速傳播。柳永的詞在當時就贏得了普遍歡迎。僧惠洪《冷齋夜話》稱黃庭堅“詩詞一出，人爭傳之”。由於傳統詩歌體裁成為正統思想觀念的載體，詞的興盛也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