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始終沉溺於一種家長裡短的暗潮洶湧之中。葛紅兵對於石庫門的一點敘述倒是和我的記憶極其吻合：沒有燈的黑暗的狹窄的樓梯，每一級都很高，有種目眩的感覺；樓梯的扶手總是因為油煙和灰塵的結合，顯得永遠擦不乾淨，也永遠不會有人擦。
石庫門中的張姨，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燒了一手味道純正的“本幫菜”。如同《紅玫瑰與白玫瑰》裡面的嬌蕊，她總是在不經意或是刻意中流露自己僅剩的那點風情，並以對房客有意無意的挑逗為樂趣之一。當然在文章的最後，她彷彿已經失去這樣的精神，露出了疲憊而又不那麼精彩的一面。她終究是一個老女人。是不是一個老了的上海女人，似乎很難講。
上海的傳奇賦予了上海無窮的吸引力，但這些傳奇更多的來自於所謂的上層，或是正在走向上層的準上層，和普通的人沒有關係，和庸庸碌碌的路人甲乙沒有關係；對於他們， 《財道》就是一個聽過就忘，說過就算的傳奇而已。
我們都寧可相信上海灘有傳奇，但上海人看它，會不會和記憶中的上海重疊；異鄉人看它，會不會和想象吻合？就如張梅那隨口習慣了的“鄉下人”，它喚醒了上海人對於或真或假的自我身份的確認，也喚醒了異鄉人莫名的“嫉恨”。或許，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傳奇，一個城市就有多少可能。評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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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肖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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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道——富人向天堂》：打造“新海派”小說的時代精神
莫 非
上海是個海。一片財富、商機、資本、金融湧動的汪洋大海。
自開埠以來，無數職業經理人、投資者、冒險家、金融家的人生悲喜劇便不斷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演。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綜觀二十世紀的上海文學史，除了茅盾的《子夜》運用社會分析的手法開創了民族工商業題材小說的先河，其他如“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或者張愛玲、蘇青等人的創作，或者沉溺於勾欄瓦肆等消費場所的風月描寫，或者取材於家庭日常倫理的衝突，而對於宏觀的資本和金融世界來說，“海派”文學相對是失語的。九十年代，新生代的作家如畢飛宇的《上海往事》、虹影的《上海王》等也多以舊上海為背景，對個體人物的歷史命運進行深層開掘，但作品缺乏對當下時代的把握。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發覺了海派文學的這種缺失，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全景式地描繪商業開放時代，但因為缺乏成功的人性刻畫，也很快趨向沉沒。但是對於小說家，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小說家來說，能否對當下生活發言、能否揭開生活表象背後的人生密碼，或者說揭示出當下都市生存的內在精神，又是衡量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從這種意義上說，葛紅兵的小說《財道——富人向天堂》以一個蘇北青年在上海證券業的迅速崛起為視點，將個人的成長與中國當代證券、金融業的整體面貌加以整合表現，正是試圖開掘出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新一代財富創造者的生存圖景和當下時代內在的精神品質。
就小說的主要著力點而言，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成功的方面：
一是將傳統文化中“義”的理念與現代商業社會的運作規則結合起來，在“義”與“利”的衝突中凸顯重義輕利的核心價值觀。
小說中作為崔均毅起家重要支柱的區委書記曾經有這樣一段表述：
孔子並不反對財貨，而是覺得應該取之有‘道’，孔子說，不‘義’而富貴，富貴對於我來說，就像浮雲一樣沒有意義。儒家不是不愛財貨，而是要人們以道義取之。
而這也是崔均毅反覆思考而最後得證的成功之道。小說不僅藉助人物反覆在強調“義”的重要，而且藉助情節讓所有靠不義手段獲取財富的罪人都受到了宿命的懲罰：自負投機的證券公司老總武瓊斯鋃鐺入獄，薄情寡意的資本大鱷周重天破產遠遁，而他的對手崔均毅也遭到毀容殘肢的報復。小說的結局是，當崔均毅真正衝破了“義”與“利”、“取”與“舍”的衝突之後才真正解開了“三盞燈、三個開關”的迷團，走上了其事業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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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肖像”（5）
其次，對勇敢地迎接挑戰，並且依靠智慧創新取勝的現代財富精神賦予理性的褒揚。
如同馬克思·韋伯曾經對以富蘭克林為代表的新興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的描述：“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它不僅僅是從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間再普遍不過的事），它是一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