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廣州曾經是對外貿易的都會，漢武帝平南越後至東漢末年這一期間，為日南郡、交趾所超過，但隨著外貿市場的轉移，交趾的地理條件便遠遠不如廣州優越了。
也就是說進口的物資如由交趾登陸，其內運路線比從廣州登陸要長得多，所以，外商很自然地便以廣州為停泊地點了。
東晉借人法顯於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長安出發,路經西域進入北天竺再由中天竺到師子國(即斯里蘭卡)，在該島居留二年，聞知師子國至廣州有海道可回。
便於公元四一二年乘商人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轉船返國。原計劃在廣州登陸，後因遇颶風,被吹至青州(在山東半島)上岸。
據法顯的《佛國記》記載：當時的師子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已很頻繁，法顯是看到一柄來自晉地的絹扇，引起鄉思，才決心回國的。
從師子國至耶婆提共行九十餘日，然後在耶婆提停留五個月，等候信風，再直航廣州。
按照商人所說，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下五十日便可到廣州。可見當時廣州與耶婆提之間，已有頻繁的商舶往來。
該書還說，從耶婆提至廣州的海舶，可載二百餘人，並可貯存五十天的糧食和給養，其所航行的路線亦是當時最快捷的航線。
另外，隨法顯之後，往來南海之間的佛教徒，據馮承鉤《中國南洋交通史》考證，約有十人。
其中，曇無竭於宋永初元年(公元四二零年)招集同志二十五人遠適天竺,後於南天竺隨舶放海達廣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摩，於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期間，應邀來我國傳教，從諸薄港(即爪哇島)乘搭印度商人竺難的商船直達廣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羅,由師子國隨舶汛海,於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至廣州。印度僧人拘那羅陀,經狼牙修(今馬來半島)、扶南，至南梁
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至廣州。還有罽賓國僧人曇摩耶舍、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也是這個時期航海從廣州登陸的，其中菩提達摩的登陸地點——西來初地，至今古蹟猶存。曇摩耶舍建王國寺,即現在的光孝寺。
據《宋書·夷蠻傳》記載，廣州當時“舟舶繼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屬(往來)。”《南齊書·東南夷傳》也說:“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水，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
地方史書《州郡志》又稱：交、廣一帶“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為比。”因此，凡當廣州刺史的，無不暴富。俗話有“廣州刺史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的說法。
《晉書·吳隱之傳》也說了這麼一個故事:公元四零二年，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吳隱之任龍驤將軍、廣州刺史，當時廣州官吏貪汙之風極盛，皆說因飲了市郊石門的貪泉水所致。
吳隱之特地到石門喝了一勺貪泉的水，並題詩一首曰:“古人云此泉，一歃懷千金，試使齊夷飲，終當不易心。”駁斥了貪官汙吏的謬論。
當然，“飲之輒使人貪”，這是無稽之談，但這個故事亦說明當時廣州對外貿易之繁榮，官吏藉此而貪汙。故《晉書·吳隱之傳》又云:“廣州包山帶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據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引阿拉伯人古行記的記載說：“中國的商舶，從公元三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鑌擲嶼，四世紀到錫蘭，五世紀到亞丁，終於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佔商權。”
馬斯歐迪的《黃金原和寶石礦》一書成書於公元九四七年)也有記載，謂五世紀上半葉，在幼發拉底河的古巴比倫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見印度和中國船在此停泊。
參見桑原鷺商《波斯灣之東洋貿易港》一文，載《唐宋貿易港研究》一書中)。當時的外國船“每歲數至”。並且有十餘艘之多。(參見《南史》卷五一《肖勵傳》)
清郝玉麟的《廣東志》記載外國商人前來廣州貿易時，亦列有師子、毗加梨、幹陁利、闍婆、狼牙修、盤盤、頓遜等十國餘。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有佔婆、扶南、訶羅單和幹陁利等國。
佔婆在西晉、東晉、宋、齊、梁、陳等朝代中，先後派出二十多次使節來洛陽和南京訪問朝貢。外國的朝貢就包含有通商的成分在內。
扶南是雄霸東南亞數世紀的強國，從西晉武帝秦始四年(公元二六八年)起，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公元五八八年)止，扶南王國曾先後派遺二十多次使節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