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無月的夜晚，將近十一點的時候，花嬌才出廠門。寒冬臘月，路上行人稀少，雖然這是一條二級公路，但是廠門口卻有很長一段沒有路燈。寬闊的馬路上偶然有一輛車心急火燎地駛過去，留下一股灰塵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嬌一定是加班加得頭昏腦脹的，耳朵已經被車間裡縫紉機的轟鳴震得嗚嗚作響，否則，她不會聽不到呼嘯而來的那輛卡車，它像一個巨大的鬼魅，風一樣裹挾了她小小的身子，把她連車捲進了飛速行駛的車輪之中，肇事車輛趁著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發現花嬌的時候，她已經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個多小時，頭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經在寒冷的夜風中逐漸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涼，沒有一絲呼吸……發現她的人看到她躺在離我們廠不遠的路面上，於是將情況告訴了門衛。門衛趕過去一看，花嬌已經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廠裡統一發的紅黑相間的棉衣，說明她就是廠裡的女工。她那已被壓扁的腳踏車的車籃裡，躺著一張考勤卡，於是人們知道了這個不幸的女子名叫陳花嬌。
二十八歲的花嬌就這樣死了。死在1994年春節來臨前幾天。當她的親人跌跌撞撞地從老家趕來時，花嬌已經孤零零地躺在寶山區醫院的太平間了。她六歲的小女兒和六十多歲的老父母都來了，在廠裡哭得驚天動地。只要有人拿顆糖給那個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淚，有滋有味地吮起糖來，那天真無邪的模樣，看得人心酸不已。廠裡後來召集了募捐，廠裡的每個人都往那個用紅紙糊起來的募捐箱裡塞了錢，我塞進去五十元。廠裡處於人道主義，給了花嬌的家人幾千元撫卹金，花嬌的家人便拿著這筆錢，捧著花嬌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這件事情給我觸動十分的大。我和花嬌雖不在一個車間，但曾在一個小組裡呆過，我們還曾一起去月浦鎮看過電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兒，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要掙錢供女兒讀書，讓女兒將來脫離農村苦海。在花嬌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時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臉和單薄身子，想她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在那塊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麼？……
也是因為花嬌這件意外事件，我決定回家過春節。這是我離家出走之後第一次決定回家過春節。以前的春節一直沒有勇氣回去，但是，花嬌的離去讓我領悟到了生命的無常與脆弱。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續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時會有多少遺憾留下來。
大年三十那天，我還是回家了。給家裡的每個人都帶了禮物，我給父母各買了一套棉毛內衣，給妹妹買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個春節過得少有的溫馨。繼父很自豪地逢人就誇我的能幹，把我帶回去的香菸四處散發。而我每天呆在家裡，非常不願意拋頭露面，因為那年的離家出走曾被村人作為“私奔”話題傳得沸沸揚揚，自尊依然有點難以接受。在家裡呆到第三天的時候，父母為一件小事情又開始了唇槍舌劍，吵得雞犬不寧。我的心漸漸涼起來，我知道自己該走了。
臨走的時候，妹妹可憐兮兮地問我：“姐，你能帶我去上海嗎？”我說那裡很苦的，你能吃苦嗎？妹妹說，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願意看到他們吵架時那種可怕的嘴臉。妹妹的話讓我心酸，為父母而心酸。如果連自己的子女都不願意呆在身邊，爭先恐後地要離家出走，做為父母，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們的父母永遠不會想到這一點。
於是，我把妹妹也帶到了上海。父母倒沒什麼意見，他們只關心我們每月能給家裡寄回多少錢。
我把妹妹帶到廠裡，把她安排到一車間四組拷邊。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麼孤單了。寫作也更為勤奮。此時，我開始把寫作當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1994年夏天，我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徵文訊息，《上海故事》和《勞動報》聯合舉辦“打工在上海”徵文，我決心一試。我想起了花嬌，用兩個晚上寫出了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後，我點出了寫這篇文章的主題：金錢固然重要，但生命更為可貴。雖然我們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為了暫時的經濟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沒有了生命，任何夢想都將灰飛煙滅。然後，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寫在方格稿紙上，用掛號寄給了“打工在上海”徵文組。接下來就是盼望了。我對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覺得自己寫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狀態，並且飽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讀了這篇文章都會唏噓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嬌》最後獲得了一等獎。我得到通知，將在上海老八仙橋飯店領獎。我準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