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刑警進入這間段會議室已經有十分鐘了，但此前存在感薄弱，之前辦公室內的交談資訊量極大，他一直沒有找到說話的機會，現在透過終於找回了自己的存在感。“關於死者，我從心理醫生那裡知道了一些資訊，基本和李教授的分析的情況一樣。”王文海也懶得糾正下屬的稱呼順序問題，用眼神示意他快說。年輕警官拿出一個u盤遞過來：“這是我們對周宏傑心理醫生陳醫生的訪談記錄。” 出現在螢幕上的陳醫生大約超過五十歲，她面目柔和，說話不徐不疾，得知周宏傑去世後，她有些悲痛，卻不顯得太意外。“他還是選擇了這條路啊……”看完他電腦上的留言後，她這麼說，“……他的抑鬱症病史至少有十五年，我大概是十四年前認識他的。”“他有一個相當不幸的童年……”陳醫生敘述了周宏傑的履歷，“他父母火災去世後，他被寄養在親戚家長大，寄人籬下的日子當然不算好過。當然他還算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他說服自己說，父母去世一起小機率事件，是他父母運氣不好，誰也無法預測，無法估計，無法避免。靠著這種信念他長大成人，可問題是，他長大後才發現，造成父母死亡的意外事故的根源是建築師的設計問題，而且，大廈的建築師是自己學生的家長。”說到這裡，陳醫生停了停，蔣園趁機補充道：“他曾經有過一段戀情，女友是建築師，他就是從她嘴裡得知南濱大廈的建築問題的。”“周宏傑無法接受害死父母的人過得那麼舒心。他寫了檢舉信，但石沉大海。他想過動用法律，但司法系統從來都是低效的……他沒辦法透過合法渠道讓潘昱民受到應有的懲罰——只有一個選擇，動用私刑。“這個過程就像釀酒。成長過程中，他透過自我安慰化解了自己所受的苦難，而真相就像藏酒開窖，多年醞釀的噴湧出的痛苦和仇恨會就像火一樣燃燒起來，所謂的海格力斯效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潘昱民害死了自己的父母，自己殺死他兒子，很合理。“他抑制不住自己復仇的慾望，又不想牽連到自己，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潘越的死看上去是自殺。首先，他引導潘越翻譯了那首英文詩——他是語文老師，潘越對他信任有加，這不難做到；其次，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畢竟一個心情愉快的人不會想到自殺的。幸運之處他是老師，還是潘越十分信任的老師，潘越時不時會和他溝通一些情況，因此他知道潘越的家庭情況糟糕到了極點，再加上他對一位女生告白失敗，這兩件事給了他相當好的時機和操作空間。“在潘越告白失敗後的幾天，他用老師的名義讓潘越到樓頂等待那個女生，周宏傑則在辦公室裡度過了此生最長的四十分鐘，最後他下定決心，上到樓頂準備動手。和潘越見面後，他坐到樓頂的欄杆上，並且讓潘越也坐上去。老師的一舉一動會形成模範效應，潘越毫無戒心，和周宏傑並肩坐在欄杆上。“他告訴我，那是一個完美的時機。充足的自殺動機，足夠高的教學樓，空無一人的操場，距離兩人最近的建築物就是一百多米遠的高中部教學樓，基本不可能有目擊證人。他一伸手就能把潘越從樓上推下去。”陳醫生說到這裡，情不自禁地搖了搖頭。“實際上，除了極少數反社會的人，當某個人真的決定結束其他人生命的那一剎那是很難下決定的——尤其是他採取的辦法是急性的，我稱為‘可以收手’的那種。在準備下手時，潘越回過頭，兩人目光對上，周宏傑告訴我，他就像被看透了一樣——潘越幾乎是一瞬間就意識到老師想殺他。”會議室的眾人下意識屏住呼吸。郗羽想，在那一瞬間，兩人的心理變化足可以再寫一整本《尤利西斯》了。“周宏傑被一個十四歲的少年看透，他知道自己下不了手了。潘越問他為什麼，周宏傑激烈的感情需要一個出口——在此之前，他從未和任何人談起自己父母的死因。他冷冷地告訴潘越，他的父親害死了自己的父母，隨後離開了樓頂。”說到這裡，警官不可思議的反問：“他離開了屋頂，沒把人推下去？”“他的確是這麼告訴我的。”警察提出不同意見：“但他告訴你的未必是事實，也許他把潘越推下樓，再告訴你他沒有動手。”“我不覺得他有犯罪行為，”陳醫生很溫和地說，“我的專業知識和分析能力告訴我，他說的是事實。他的心理非常典型，孩童時期的不幸遭遇讓他積累了大量壓力和焦慮，社會的不公平又讓他仇恨社會，但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又扭轉了他部分偏激的思維——尤其是大學教育對他來說很關鍵，這導致他準備在潘越身上釋放壓力最終卻無法真正付諸實踐。”“就算是這樣。他有預謀，有殺人動機，他的舉動依然是犯罪，只不過是謀殺未遂。心理諮詢的保密原則裡不包含為犯罪行為保密。”“我不認同你的觀點。如果僅僅以某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