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事情仍象他原先安排的那樣，就是他得收地租，得規定交租期限，並且確定從這筆錢中提取多少作為生活費，留下多少給農民做福利。他還不知道西伯利亞之行需要花多少錢，因此這筆收入他還不敢全部放棄，只是把它減去了一半。
第三類事是幫助囚犯們，而來求他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起初，他遇到向他求助的犯人，總是立刻為他們奔走，竭力減輕他們的痛苦；但後來求助的人實在太多，他無法一一幫助他們，這樣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擔起第四類事來。這一類事他近來最感興趣。
第四類事就是要解答這樣一個問題：所謂刑事法庭這種奇怪的機關究竟是什麼東西？有什麼必要存在？是怎麼產生的？有了這種機關，也就產生了他同一部分囚徒在其中相識的監獄，以及從彼得保羅要塞起到薩哈林島止的種種監獄，而成千上萬的人由於有了這麼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裡受盡苦難。
聶赫留朵夫透過他同囚徒的私人關係，透過他同律師、監獄牧師和典獄長的談話，以及瞭解被監禁人的經歷，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謂罪犯，歸納為五種人。
第一種是完全無罪的，是法庭錯判的受害者。例如被誣告的縱火犯明肖夫，又如瑪絲洛娃和其他人。這種人不很多，據神父估計，大約佔百分之七，但他們的遭遇特別引人同情。
第二種人是在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況下做了什麼事而被判刑的。那些審判他們的人，要是處在同樣情況下，多半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這種人，據聶赫留朵夫估計，大概超過全體罪犯的半數。
第三種人受懲罰是由於他們做了自認為極其平常甚至良好的事，但他們的行為，按照那些和他們持有不同觀點的制定法律的人看來，就是犯罪。屬於這一種的有販賣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大樹林裡割草打柴的。還有盜竊成性的山民、不信教的和打劫教堂的也屬於這一種。
第四種人成為罪犯，只因為他們的品德高於社會上的一般人。這種人包括教派信徒，為爭取獨立而造反的波蘭人和契爾克斯人，也包括為反抗政府而被判刑的各種政治犯——社會主義者和罷工工人。這種人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據聶赫留朵夫估計，他們所佔的百分比很大。
最後，第五種是這樣一些人，社會對他們所犯的罪要比他們對社會所犯的罪重得多。他們被社會所拋棄，經常受到壓迫和誘惑，以致頭腦愚鈍，就象那個偷舊地毯的小夥子和聶赫留朵夫在監獄內外看到的幾百名罪犯那樣。他們不斷受到生活的壓力，以致做出那些所謂犯罪的行為來。據聶赫留朵夫觀察，有好多盜賊和兇手就屬於這一種。近來他同其中一部分人有過接觸。至於那些道德敗壞、腐化墮落的，聶赫留朵夫透過深入瞭解，認為也可歸到這一種。然而犯罪學新派卻把他們稱為“犯罪型”，認為社會上存在這種人，就是刑法和懲罰必不可少的主要證據。照聶赫留朵夫看來，社會對這些人所犯的罪，其實超過他們對社會所犯的罪，不過，社會不是對他們本人犯了罪，而是以前對他們的父母和祖先犯了罪。
在這些人中間，慣竊奧霍京特別吸引聶赫留朵夫的注意。奧霍京是妓女的私生子，從小在夜店裡長大，活到三十歲也沒有見過一個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在盜賊群中廝混，卻又天賦滑稽的才能，招人喜愛。他要求聶赫留朵夫幫忙，同時卻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監獄，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而且嘲笑神的律法。另一個是相貌英俊的費多羅夫，他帶領一夥匪徒劫掠一個年老的官吏，並把他打死。費多羅夫出身農民，他父親的房屋被人家非法霸佔，他自己後來當了兵，在軍隊裡因為愛上軍官的情婦而吃盡了苦。這人天生活潑熱情，到處尋歡作樂。在他的心目中，天下沒有一個人會剋制慾望，放棄享樂。他也從來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享樂還有其他目的。聶赫留朵夫看得很清楚，這兩個人都稟賦優異，只是缺少教養，以致畸形發展，猶如植物無人照管就會瘋長，變成畸形一樣。他還看見過一個流浪漢和一個女人，他們的麻木遲鈍和表面殘酷使人望而生畏，但他怎麼也看不出他們就是義大利犯罪學派所謂的“犯罪型”。他只覺得他個人討厭他們，就象他討厭監獄外面那些穿禮服、佩肩章的男人和全身飾滿花邊的女人一樣。
這樣，為什麼上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同他們一樣的人卻自由自在，還可以對他們進行審判？這就是聶赫留朵夫所關心的第四類事。
聶赫留朵夫起初想從書本上找到這問題的答案，他就把凡是同這問題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