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團結，於是，他便起程尋找財政援助。2月的最後一天，他獲准在漢堡頗有名氣的“大西洋飯店”的“1919年國傢俱樂部”發表講話——因為這不是公開的群眾集會。他的話——表明他在蘭茨貝格學到了很多東西——不是針對狂熱分子，而是針對德國的公民。他放棄了在皇冠馬戲場使用過的風格，以心平氣和的規勸開始演說。他說，德國在大戰中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赤色分子企圖奪取國家政權，現在，他們仍繼續主宰德國的政治。不到一小時，他便贏得了聽眾，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動術，而是哲理；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愛國主義、財富和繁榮。
然而，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他的風格便變得強有力了。“在鬥爭中，總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馬克思主義被廢除，就是我們被廢除。”他號召舉行群眾運動，無情地對赤色分子進行攻擊。“正如人們只能用解毒劑解毒一樣，這種運動只能依靠人們的拳頭，只能堅決地按照這種辦法行事。勝利只能靠誰的頭殼較硬，誰的決心較大，誰的理想較偉大來決定。”對上層社會的聽眾而言，這番話雖是一塊難於消化的硬肉，卻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他說，為了取得勝利，這個運動必須像馬克思主義那樣不容分說。“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認識到，若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我們便被毀滅，不會有別的結果；但是，若我們取勝，我們便毫不留情地將馬克思主義連根毀滅。若不將其最後一份報紙摧毀，不將其最後一個組織瓦解，不將其最後一個訓練中心關閉，不將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改造過來或剷除掉，我們絕不罷休！對於我們，中間道路是絕不存在的！”
這是異常出色的演講。它表明，在奪取國家政權的激烈的合法鬥爭中，希特勒終於在尋找具有最廣泛基礎的支援。他也沒有忘記，儘管召開了班貝格會議，但他並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黨。他開始將自己的魅力轉向反對派的兩位首腦——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3月初，斯特拉塞爾投降了（雖有嚴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隨者，將其綱領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專程前往慕尼黑，為的是爭取戈培爾。在作了兩天元首的貴客後，戈培爾興奮得晚上睡不著覺。第3天，希特勒領他參觀了黨的總部，然後單獨與他談了3個小時（“妙極了”），重新論述了班貝格會議的各個論點。戈培爾聽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轉向希特勒的信仰一邊，最後一舉投降。
我們提出問題。他作了絕妙地回答。我熱愛他。社會問題、相當新的前景，他全考慮出來了……在所有問題上他都使我安下心來。無論在哪一點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條漢子。他如此熾烈，堪為我的領袖。我向比我偉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興高采烈地離開了慕尼黑（“再見吧，慕尼黑！我非常愛你！”），不但原諒了他過去的罪過，而且誓作魯爾區的地方長官。
在使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歸順後，希特勒再次北上尋求經援和鞏固其在北方左派黨員中的地位。“五一”節那天，他在施威靈在漢堡東面約60英里的市政廳內向一群秘密前來聽講的熱情的聽眾發表了演講。到下午2時，大廳內已擠滿了來自阿爾託綱、漢堡、不耒梅、呂貝克和呂納堡等地的國社黨人。《漢堡新聞報》報道說，在希特勒抵達時，那裡響起了“足令牆壁倒塌的”樂聲。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學會了使用體姿。據米勒恩·施安豪森說，這是歐洲最負盛名的預言家兼星宿學家埃利克·丁·哈努森傳授的結果。據說，兩人曾在柏林一社會名流家中會過面。哈努森開口便說：“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為何不學會講演？”哈努森是身軀語言大師；他向希特勒解釋說，希特勒並未利用動作加強他的語勢。據米勒恩·施安豪森說，在此後幾年，他們常作簡短的會見，哈努森不但將演講技巧傳授與他，還教他如何選擇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嗚呼。
（4）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條原則，那就是，運動的樞紐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黨組織，它應領導全國。這樣，他便完全控制了納粹黨。這條原則在5月22日貝格勃勞全體黨員大會上得以透過。在這裡，作為至高無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賦予這樣一種權力，那就是，他有權挑選或罷免任何一個地方長官或下級領導人。這就意味著民主程式的全部終結和對元首原則的完全盲從。為以防萬一，希特勒堅持宣佈，原來黨綱中的25點是不可修改的。他如願以償了——現在，黨的意識形態由他一人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