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行將到來的全國選舉作好準備。但是，高度評價納粹的觀察家卻極為罕見。英國駐柏林前大使達伯農勳爵在他的回憶錄的一個腳註中提到元首時寫道：“自1924年以來希特勒已漸漸被人遺忘”。柏林政治學校校長阿諾爾德·烏爾弗斯博士和歷史學家阿諾爾德·託恩比兩人均同意這一說法。
希特勒想到的卻是勝利，而他也覺得，如果能將工人重新爭取到他的事業上來，取勝是可能的。為此，他必須採取新的激烈的宣傳策略。1930年初，有個法律系學生死於柏林，而希特勒的機會也隨之到來。這個學生叫霍斯特·韋塞爾，21歲，父親是個牧師，也是共濟會會員。韋塞爾背叛了他的資產階級家庭，成了一名忠貞的褐衫黨徒，在與赤色分子的街頭血戰中喪生。他曾寫過一首詩，發表在《憤怒》雜誌上，後來還配上了曲。漢夫施坦格爾寫道：“曲子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維也納酒吧音樂雷同。”原歌詞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貼，
你我情意綿綿。
韋塞爾不外乎將“曲調加溫至進行曲”罷了。這首詩叫《高舉旗幟！》係為紀念犧牲的同志——“被‘紅色陣線’和反動派槍殺的”——而作的。韋塞爾和前妓女埃娜熱戀，與她同居。為了將二人趕走，房東太太求助於共產黨人。結果，一群赤色分子衝進這對情人的居室。據報道，這群人的領隊、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這是為什麼！”然後將韋塞爾射殺。為了從這一可悲的事件中撈到政治資本，共產黨誣稱韋塞爾為拉皮條老闆——實則不是。戈培爾則將韋塞爾搖身一變，變成工人階級的耶穌——實則也不是。“他拋棄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說家戈培爾寫道，“來到鄙視和唾*？他的人們中生活。在那裡，在無產階級的住宅區，在租來的一間小閣樓裡，他這個年輕人開始建立起充滿青春的、樸素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耶穌！是一個以貧困引起人們注意的人物！”
當奄奄一息的韋塞爾躺在一家醫院裡時，戈培爾將這私人間的小爭端變成政治上的謀殺。在體育館舉行的會議結束時，他竟讓與會者唱韋塞爾的歌：“彩旗飄，戰鼓響，笛聲揚，千萬人民齊歌唱，歌唱德國革命，歌唱旗幟高高飄揚！”2月23日，韋塞爾終於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繼續活在我們中間”，戈培爾寫道。他“仍在我們的隊伍中前進。”為了把這一宣傳運動推向高峰，戈培爾決定為他舉行隆重而豪華的葬禮，讓希特勒最後發表演說。然而，對這種過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見的。戈林也一樣——為爭取被選進國會，在瑞典治療吸毒癮後，他已趕回德國。他爭辯說，柏林的局勢已夠緊張，元首的安全無法保證。據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若有不慎，後果不堪設想。畢竟，議會中我們才有12人，勢單力薄，無法從中撈取資本。希特勒若前來柏林，那末，對共產黨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塊鬥牛士的紅布。後果我們是擔當不起的。”
由於希特勒詭稱有病，葬禮便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舉行。戈林是正確的。弔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襲擊；送葬的隊伍成了與赤色分子搏鬥的隊伍。當戈培爾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著“霍斯特·韋塞爾！”衝鋒隊員喊“在！”時，石頭從牆外飛來，打在墳上。宣傳家戈培爾的高興莫過於此了。“棺材入土時”，他寫道，“這些傢伙在門外高聲喊叫……已故的親人，依舊與我們在一起，伸出一隻疲倦的手，在陰暗的遠方向我們召喚：跨過墳墓，前進！德國就在道路的盡頭！”
從這些話中，人們永遠無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與納粹之間的真正關係是什麼。他們雖然無情地互相毆鬥，卻又感到互相之間有著某種獨一無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間或*？酒館中毆鬥受到警察的干涉時，若他們團結起來，這並不是件怪事。雙方均為某種事業的熱情所驅使；雙方均相信，只要目標正確，方法也就正確。他們均有相似的社會主義目標，同樣對議會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節，他們曾手挽手沿著柏林的街道遊行，共同抗議對遊行隊伍的鎮壓，還喊著同一的口號：“要自由，要工作，要麵包！”還有，他們同樣憎恨那個猶太警察局長本哈德·維斯（戈培爾稱他為“伊西多爾”），都認為警察是“伊西多爾”的部隊，是所有革命者的殘暴的敵人。
在戈培爾從霍斯特·韋塞爾事件中擠幹了宣傳油水後兩個月，希特勒與奧托·斯特拉塞爾之爭公開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擔任黨的要職以來，奧托便成了格里戈爾創辦的3家報紙社論的主要撰稿人。它們雖然仍掛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招牌，實際上卻是宣揚奧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