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寫道：主席：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東方紅紅衛兵抓獲，於27日押解北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信是“寄出去”了，然而，絲毫也沒有改變他的處境。
2。6 被逼交待三個問題
彭德懷被紅衛兵押解到京後，作為一顆“很大的定時炸彈”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隊駐地，由警衛戰士輪番看守，以後又被秘密轉移到了另一個駐地。
為了將彭德懷作為攻擊劉少奇的一發炮彈發出去，林彪、江青一夥人對彭德懷的迫害變本加厲了。在陳設簡陋的房間內，經常有人殺氣騰騰地逼他交待有關問題，逼迫他寫所謂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賓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進行了審訊。他們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裡通外國、反黨賣國”的罪名強加在彭德懷的身上。彭德懷發怒了，訓斥審問他的人。對手們也惱怒了，把彭德懷從座位上拉起來，推到牆角，拳打腳踢，並勒令彭德懷限期交待有關問題。
彭德懷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發動“百團大戰”的野心和動機。
“百團大戰”又名“大破襲戰役”，是抗日戰爭期間由彭德懷所指揮的中國軍隊向日本侵略者發動的最大一次主動攻擊，也是華北戰場上最大的一次反圍攻戰役。時間是1940年8月20日。當時參加戰役的主要有22個主力兵團，再加上各根據地的武裝力量自動參加，共有104個團，故稱“百團大戰”。
發動“百團大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當時國民黨在全國散佈“八路軍潛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等言論，挑撥人民群眾和八路軍的關係。二是國民黨軍隊中出現投降主義傾向。他們以“曲線救國論”指使他們的部隊降日。三是日軍推行所謂“治安強化”政策，對根據地實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據地日益縮小。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必須主動出擊，以喚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據地。
“百團大戰”進行了三個月零五天，共擊斃日偽軍2。5萬餘人，俘敵1。8萬餘人，破壞鐵路900餘里，公路3000餘里，撥掉敵據點2990餘個。是抗日戰爭以來戰果最為輝煌的一次戰役。但“百團大戰”也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後果：過多地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傷亡過多。
“百團大戰”勝利的訊息傳到延安後，毛澤東同志立即給彭德懷打來電報，稱讚“‘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9月18日，延安2萬人集會慶祝“百團大戰”的勝利，大會還發出致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前方戰士的慰問信。
由此看來，至少在“百團大戰”勝利後不久，全國上下包括毛主席在內，對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團大戰”的成績和意義。雖然以後對“百團大戰”的看法在軍隊內有了分歧，但也是肯定成績為主，同時指出了客觀上所產生的不利後果。應該說，這一看法是比較公允的。然而，在廬山會議及其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毛澤東在1959年7月31日的常委會上又一次把這一問題提了出來，林彪則在一邊煽風點火。之後，毛澤東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開的中央彙報會上將彭德懷和高崗、饒漱石扯在一起，認為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至於“文革”中對“百團大戰”的攻擊則更加放肆，也更為可笑。有人攻擊說皖南事變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力量，引起蔣介石的進攻。也有人置基本的歷史事實於不顧，竟將遠在1927年上海發生的“四·一二”事變和長沙的“馬日事變”也歸罪於“百團大戰”。其卑鄙之極令人汗顏，其無知之至更令人發嘔。
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中確有過失誤。他自己也有所意識，並在他的《彭德懷自述》一書中有所交代和總結。這些過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一、對日軍進攻方向估計不對，過早發動戰役，從而減輕了日軍對蔣介石的壓力，客觀上起了援助蔣介石的作用。
二、由於“百團大戰”中我軍實力暴露較大，從而使日軍從華東、華中調回兵力，加強對華北根據地的進攻，給華北地區人民帶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損失。
三、戰略指揮上有蠻幹思想，致使我軍得不到休整，部隊過於疲勞，戰鬥力減弱，使一二九師傷亡過多。
這些問題至多也只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