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的老朋友，約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歷史學家。如果有某位專家曾研究二戰中在中國的德國社團的歷史，泰勒或許不會不知道。泰勒建議我與加州芬代爾的歷史學家查爾斯·伯迪克聯絡。伯迪克又建議我與漢堡的城市歷史學家聯絡，他還把他的朋友馬莎·比奇曼的地址給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說，馬莎是一個“可愛的友人”，她不僅瞭解漢堡，還非常樂於助人。我很快寫信向馬莎·比奇曼瞭解拉貝之謎，同時又寫信給漢堡最大的報紙的編輯，希望後者能為我的研究登個啟事。料想這二者不會立刻有迴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讓我驚訝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經過一連串的巧合，她已經找到了拉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給我的信中，比奇曼寫道：“真高興能幫助你，而這又不費多大勁”，“一開始，我寫信給巴伐利亞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國的德國人的行蹤資料。他馬上打電話告訴我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及拉貝的女兒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還寄來了一個便條，這是拉貝在柏林的孫女厄休拉·萊因哈特給我的。
從此，事情進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萊因哈特在中國出生，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時，在南京淪陷前幾個月，他還到過南京。她是拉貝最疼愛的孫女。令我欣喜的是，萊因哈特對我有求必應，給我寫了很多長信。她提供的記述，照片和報刊文章，填補了拉貝一生中許多遺失的細節。
拉貝信守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承諾，他向德國當局通報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與妻子返回德國，很快便受到無數的嘉獎。在柏林，德國的國務秘書為他在中國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獎了他。拉貝還被授予紅十字功勳勳章。在斯圖加特，他得到國外德僑銀質勳章。中國政府授予他藍白紅綬帶鑽石勳章。5月，透過演說和在柏林各處播映約翰。馬吉拍攝的膠片，拉貝將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公諸於世，他在西門子公司面對大量聽眾進行演講，他還在外交部、遠東聯合會以及國防部講演。但拉貝沒能見到希特勒，6月8日，他給這位元首寫了一封信，還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膠片複製和報告。
但是，如果拉貝想從希特勒那裡得到同情，他就大錯特錯了。幾天後，兩名蓋世太保到他家裡將他逮捕。當時厄休拉就在家裡。她那時剛剛7歲，正在門口試穿·雙新旱冰鞋，這時她看見兩個穿著有白色翻領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樣的人，他們把拉貝帶上車拉走了。厄休拉說：“我祖父看起來十分緊張，而那兩人非常呆板嚴肅，所以我竟沒敢上前同祖父擁抱說聲再見。”
拉貝在蓋世太保總部受到了幾個小時的審訊。後來，西門子公司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為他擔保，並保證拉貝不會再公開談論日本人的暴行。這樣，他才被釋放出來，拉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進行演講，談論和寫作，更重要的，不得將約翰。一馬吉的膠片交給任何人看。在被釋放之後，或許是為了他的安全，西門子公司立即將他派往國外。後來的幾個月，拉貝在阿富汗工作，幫助那裡的德國人取道土耳其回國。10月，德國政府退回了拉貝的報告，但約翰·馬吉拍的膠片卻被留下了。（拉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讀了他的報告或是看過那些膠片，但今天拉貝的家人確信希特勒看過了。）德國政府告知拉貝，他的報告被送往經濟部，在那裡被政府的高層人士傳閱，但拉貝不應期望德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會因此有所改變。
後來的幾年對於拉貝來說就像惡夢一般。他的寓所被炸燬，蘇軍佔領柏林又使拉貝一貧如洗。厄休拉·萊因哈特說，他們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是因為他們住在柏林由英國人佔領的部分，而不是蘇軍佔領區。拉貝仍然斷斷續續地為西門子公司工作，把經濟信函譯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僅能維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戰爭剛剛結束的一段時期，拉貝遭到了很多憤怒的指責。首先，他被蘇聯人逮捕，在弧光燈前被審訊了三天三夜。然後，他又被英國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後來發給他一個工作許可證。（這個許可證對拉貝來說用處不大，因為西門子公司還沒有給他一個長期職位。）最後的羞辱是因為一位熟人的告發，他被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非納粹化”的過程中。他必須支付辯護費用，在這期間，他還失去了工作許可證，耗盡了積蓄和精力。拉貝一家擠住在一間小屋裡，忍受著飢餓和寒冷，拉貝還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愛的中國工藝品一件件地賣給美軍，以換取豆子、麵包和肥皂。營養不良使他患了面板病，而悲哀和壓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體。在南京，拉貝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