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而在德國，拉貝是一個垂死的人。
拉貝日記中的這段摘錄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間的精神狀態：
西門子公司沒有我的工作——我失業了……根據軍政府的規定，我必須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險單到施潘道區（柏林西北部的一個區——譯註）的城市商業銀行登記。我工作多年積蓄的1027多鎊（總共5000鎊的剩餘部分）都在格雷特（馬格麗特·拉貝之女）的手中，我想，這筆錢已經沒有了。
上個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貝被炸燬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壞了地窖的門，把我的打字機、收音機和其他東西偷走了！
現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們都已經十分虛弱了。夏天就要過去了——冬天會帶來什麼呢？從哪裡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譯田伯烈（Timpe…ley，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譯註）的《戰爭意味著什麼》（中譯本名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譯註）。但現在還不會有收入。或許，我應當弄一個更好的食品供應卡，……所有像我們這樣的德國人都有了。
我們在不斷地忍受飢餓——我沒什麼可說的，也沒有什麼要寫的。除了那點可憐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麵粥。秋天的時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這些橡子。現在，口糧已經沒有了，我們只能天天吃帶刺的蕁麻，它的嫩葉吃起來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納粹化的請求被拒絕了。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萬中國人的生命，但我的請求還是被拒絕，因為我曾當過短期南京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而像我這樣有頭腦的人本不應加入該黨的。我還要請求……如果他們不給我在西門子公司工作的機會，我不知憑什麼能活下去。我必須鬥爭——可我太累了。現在我還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訊問。
如果我在中國聽說過任何納粹的暴行，我不會加入國社黨，如果我作為一個德國人與任何在南京的外國人的觀點不同，像英國人、美國人、丹麥人等等，我不可能當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在南京，對於數十萬人來說，我是“菩薩”，可在這裡，我是“賤民”，是無家可歸的人。噢，但願想家的願望就能治癒我的創傷！
6月3日，英國人所在的夏洛滕堡區（柏林的一個區——譯註）非納粹委員會終於給我免除了納粹的罪名。判決為：“儘管你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南京區的代理領導人，回到德國後也沒有退出這一組織（厄休拉·萊哈特指出，拉貝如果這麼做會被殺害），但鑑於你在中國出色的人道主義工作，委員會決定接受你的請求”，等等。
這樣，精神的折磨終於有了盡頭。很多朋友和西門子公司的負責人們都業祝賀我，公司還讓我休假，以恢復我的疲勞。
今天，多拉帶著我們的一箇中國木像去看常常給我們送食物的克雷布斯博士，他很喜歡這個木像。孔（拉貝的一箇中國朋友——譯註）作為禮物送給我們的地毯，我們送給了託依普弗夫人，她曾送給我們300多個土豆。
1948年，拉貝的遭遇傳到了南京。當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貝需要幫助的時候，反響極大，讓人聯想起弗蘭克·尤普拉的經典電影《這是一個偉大的一生》的結尾。幾天之內，大屠殺的倖存者就為拉貝募集了1億元中國幣，大約相當於當時的2000美元——這在1948年可不是個小數字。當年3月，南京市長來到瑞士，購買了大量的奶粉、香腸、茶葉、咖啡、牛肉、黃油和果醬，用4個大包裹將這些食品寄給了拉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給拉貝寄一包食品，以表達他們對拉貝在南京國際安全區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謝之情。國民黨政府還指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
對拉貝及其家人來說，這些包裹彷彿從天而降。1948年6月，從拉貝的幾封信中，南京人民才得知拉貝是多麼需要他們的幫助，這些信至今還儲存在中國的檔案館裡。國在那些包裹到達之前，拉貝一家採集野菜，煮成湯讓孩子們吃，大人則憑著一點乾麵包維持生命。當拉貝給南京寫信時，柏林的市場上連麵包都沒有了，這也使那些包裹更加寶貴。拉貝一家對南京人民的支援十分感激，拉貝也在信中說，南京人民的這一舉動使他恢復了對生命的信心。
1950年，拉貝死於中風。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記錄他在中國工作情況的文字遺產：2，000多頁關於南京暴行的材料，這些材料都由拉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