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了列印、排序和裝訂，甚至還有圖片說明。這些材料包括：拉貝及其他外國人的目擊報告、報刊文章、廣播訊息、電報及屠殺的照片。無疑，拉貝已認識到這些記錄的歷史價值，或許，他已預見到這些材料會在未來出版。拉貝去世10年後，厄休拉·萊因哈特的母親從拉貝的檔案中發現這些材料，並把這些材料交給萊因哈特。可惜不是時候：當時的萊因哈特已經懷孕，又忙於學校的考試；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記中那些可怕的內容。萊因哈特委婉地拒絕儲存，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則繼承了這些檔案。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儲存了半個多世紀，一直不為世人知道，甚至連德國的歷史學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幾個原因。據萊因哈特說，拉貝曾告訴奧托不要讓別人知道這些材料的存在。他的小心謹慎很可能與他曾受過蓋世太保的折磨有關係。但拉貝家人不願公開這些材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拉貝的一些家人曾為拉貝的納粹身份擔心氣另外，即使這些材料很有價值，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出版一名納粹的材料或是宣揚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時宜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其他納粹對自己的記錄也保持著沉默。在發現拉貝的材料後不久，我得知另外一個納粹的關於南京暴行的日記，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爾的《南京毀滅的日子》。克勒格爾在90歲時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彼得·克勒格爾在他的書桌裡發現這本日記。彼得在給我的信中說，他收到我的信時剛剛發現那本日記。這真是幸運，如果我的信早到一個月，彼得只能告訴我他父親只有關於南京暴行的幾篇報刊文章。時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親為什麼從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記。我想這與拉貝將南京暴行的報告呈給希特勒後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關。在日記的最後潦草地寫著一行字，無疑是克勒格爾的字跡：“這一切與希特勒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我必須對此十分謹慎。”是厄休拉。萊因哈特最終將拉貝的英雄事蹟公諸於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時，她決定仔細檢查那些日記。她從叔叔（奧托·拉貝——譯註）那裡借來材料，決定親自讀一讀。然而，其中的內容遠遠超出了她的想象，@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體強姦婦女和中國受難者被活活燒死的描寫使她感到天眩地轉，難以平靜。幾個月後，她還是擺脫不了恐懼的心情，於是，她毫不猶豫地向《人民日報》的一位記者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也是一個顯然要引起爭議的觀點：日本人在南京對受難者的摧殘甚至超過了納粹的殘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勒還要壞得多。
萊因哈特擔心向世界公開這些日記的影響。她認為這些日記會成為破壞中日關係的炸彈，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為聯合國工作的曾擔任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萊因哈特決定將日記公開。她用了15個小時將日記影印出來。邵子平擔心日本右翼分子會闖進萊因哈特家，毀掉日記或是用重金買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萊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飛機送到紐約。在紐約，日記的副本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捐給了耶魯神學院圖書館，該日記首先在《紐約時報》披露。之後，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週年，彼得·詹寧斯又在美國廣播公司電視臺、有線新聞廣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組織做了報道。
歷史學家們對這一日記價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該日記是南京大屠殺確實發生過的更具結論性的證據，同時，這是一份從納粹分子的角度寫出的東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長。拉貝的記述增加了美國關於這場大屠殺的報道的真實性，不僅是因為一位納粹缺乏編造南京暴行的動機，更是因為在拉貝記錄中，將美國人日記從英文譯出的內容與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國，學者們在《人民日報》上宣告，拉貝的日記印證了中國很多現存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訴《紐約時報》：“這是一份扣人心絃、令人壓抑的紀實資料，細緻地運用了大量的細節和衝突。它以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們將重新審視南京的暴行，透過它，人們能夠了解每一天的事情，為早已廣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個故事。”
日本的歷史學家們也宣告瞭拉貝日記的重要性。宇都宮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聞》上宣告：“這份報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出自一個日本盟友的德國人之手，還在於拉貝曾將這份報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瞭解南京發生的暴行。拉貝曾是納粹黨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懇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領導希特勒干涉這次大規模的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