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華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區——像舊金山的海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和溫哥華——華人活動家組織著各種會議和教育活動，宣傳有關日本人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他們在博物館和學校裡展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錄影和照片，在國際網際網路上傳播事實和圖片，還在像《紐約時報》一類的報紙上發表整版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公告。一些社會活動團體還利用科技，巧妙地透過一個鍵鈕就能將資訊傳送到世界各地超過25萬名讀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參加了一個紀念南京暴行死難者的會議，該會由亞洲保護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全球聯盟提供贊助。這時，我兒時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已不是什麼民間傳說，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這次會議是在加州聖何塞城郊的庫帕提諾舉行。會議組織者在大廳裡展放著海報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是最可怕的照片：雖然我從小就聽到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但我對這些照片毫無思想準備——完全黑白的圖片：被砍下的人頭，被刺刀剖開的肚腸，赤裸裸的婦女在強暴者的逼迫下襬出淫蕩的姿態，她們臉上扭曲的痛苦和恥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難忘。
在一個眩暈的瞬間，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類的經歷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們從小就知道死亡是什麼。任何人都會被卡車或巴士撞倒，生命隨之在剎那間消失。如果沒有某種宗教信仰，我們會認為這樣的死亡是毫無意義也不公正的對生命的剝奪。但我們也知道，大多數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過程。如果你被一輛巴士撞了，也許有人會乘你受傷的時候偷走你的錢包，但更多的人會來幫你，搶救你寶貴的生命矗有人會撥急救電話，有人會奔跑到街上叫當班的警察，還有人會脫下大衣，疊起來墊在你的腦後。這樣，即使這是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你也能從這些很小卻很溫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關心。掛在庫帕提諾牆上的照片卻展示了千千萬萬的生命會因他人的狂妄念頭而遭到毀滅，而這種死亡在第二天就變得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那些帶來死亡（即使是難以避免的，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的人竟還羞辱受難者，逼使他們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恥辱中死去。這樣對死亡的殘忍的不敬，這樣人類社會過程的倒退，將只會縮成歷史的一個腳註。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計算機程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想到這裡，我感到一陣心悸。
在這次大會期間，我得知有兩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說已經完成：《天堂之樹》和《橙霧帳篷》，另外還有一部關於大屠殺的畫冊《南京的暴行：一段無法否認的圖片史》。但直到那時，還沒有人用英文寫出一本關於南京暴行的長篇敘事紀實的著作。在對大屠殺的歷史進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後，我發現，寫作這樣的一本書所需要的材料其實一直就有，在美國就可以找到。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在日記、膠片和照片中記下了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後人參考。但為什麼沒有一位美國作家或學者利用這些豐富的原始資料去為南京大屠殺寫出一部紀實作品或一篇論文呢？
南京大屠殺為什麼在世界歷史上受到冷遇是一個奇特的謎。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猶太人遭到的大屠殺或廣島原子彈爆炸那麼舉世皆知，是因為受難者自己在保持著沉默。
但是，一個答案的出現又會引發新的問題。我又在想，為什麼南京暴行的受難者沒有發出呼籲正義的吶喊呢？或者，假如他們曾發出了吶喊，為什麼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得不到承認呢？我漸漸明白，這種沉默的幕後操縱者是政治。由於冷戰的諸多原因，有關各方共同造成了對這一事件的歷史性忽略。1949年以後，新中國和臺灣都沒有向日本要求戰爭賠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國賠款一樣）。面對蘇聯和中國的“威脅”，美國急於得到它從前的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這樣，冷戰的緊張態勢使日本逃避了許多嚴歷的懲罰，而它的戰時同盟國卻沒有逃脫。
另外，日本恐怖的氣氛阻止了關於南京暴行的公開的和學術上的討論，進一步壓制著人們對事件真相的瞭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他可能會，也一直會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生命威脅。（1990年，日本長崎市長本島均說，日本裕仁天皇對戰爭負有一定責任。他因此被一名槍手射中胸部，差點死掉。）在這種危險瀰漫的氣氛下，許多嚴謹的學者都不敢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詢檔案。的確，我在南京聽說，因為擔心遭遇不測，中國很少允許學者訪日。在此情形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