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外國人來說，要想接近日本關於南京暴行的檔案材料是十分困難的。另外，雖然近年來有一些參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著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脅，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眾，但大多數人並不願接受採訪。
在寫作本書期間，使我困惑和氣憤的是，頑固的日本人拒絕承認自己的過去。不單單是因為日本交出的戰爭賠款尚不及德國賠償戰爭受難者的百分之一；也不僅是因為大部分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因其罪行受到監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開的社會生活，可是在戰後，許多日本戰犯繼續在工業和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也不僅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不斷向大屠殺的受難者表示歉意的時候，日本人卻在東京膜拜戰犯——一位在戰爭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國人把日本人的行動形容為：這在政治意義上相當於“在柏林中心為希特勒建造一個大教堂”。
儘管證據確鑿，日本許多知名的政治家、學者和工業鉅子仍頑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在進行本書漫長而艱辛的工作時，他們的態度一直激怒著我。相形之下，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上刪去大屠殺部分，將是違法行為，而日本人在幾十年來一直把課本中南京大屠殺的材料有系統地清除得一千二淨。他們從博物館拿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銷燬原始的資料，從大眾文化中抹去任何關於大屠殺的痕跡。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歷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進行他們認為是為國盡忠的工作：懷疑、詆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在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中，一個日本歷史學者用這樣的話來否認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殺，日本方面也會非常震驚。那時，日本軍隊一直是模範部隊。”正是因為某些日本人有預謀地企圖扭曲歷史，我才強烈地感到寫作本書的必要。
除了以上這一因素，本書也是對一些完全不同的觀點的回答。近年來，人們努力地試圖迫使日本為其行為的後果承擔責任，這種努力被稱作“打擊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對日本人在特定時間和地點所作所為的譴責看作是對整個日本民族譴責，那麼，這不僅會傷害在這次災難中喪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傷害了日本人民。本書無意評判日本人的性格特點，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構成。本書探尋的是為什麼文化的力量能把人變成惡魔，能撕去那層使人成其為人的社會約束的表皮，同時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強這種約束力。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是因為猶太人沒有讓這個國家忘記60年前發生的事情。由於認識到奴隸制醜惡，並在100多年的種族隔離之後解放了奴隸，美國南部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認自己在半個世紀前所做所為的錯誤，它的文化將不會進步。實際上，我驚喜地發現，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參加了關於南京暴行的會議。正如其中一個人所說：“我們想同你們瞭解得一樣多。”
本書敘述的是兩個相互關聯卻又不盡相同的暴行。一個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講述的是日本人怎樣清洗敵方首都數十萬無辜的平民。
另一個是關於掩蓋事實，講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國際社會的緘默姑息之下，企圖從公眾意識中抹煞整個大屠殺，進而剝奪被害者在歷史上的應有地位。
本書第一部分“大屠殺的歷史”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羅生門》的影響。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在竹林中》改編的電影，講的是10世紀發生在京都的一起強姦謀殺案。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十分簡單：一個強盜攔路搶劫一名過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強姦，武士也死了。但當故事中的人物從各種角度出發敘述事情發生的過程時，故事也變得更為複雜起來。強盜，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個現場目擊者對發生的事情的敘述相去甚遠。讀者就要將所有的敘述集中起來，親自判斷其中的真假虛實，透過這一過程作出主觀的也通常是個人臆想的一種較為客觀的假想。任何討論犯罪公正性的課程都應該包括這個故事。它指出了歷史的實質。
本書從3個不同的危度講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從日本人的角度。講述了一次有計劃的侵略——日軍奉命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幹。第二個是從中國受難者的角度出發，講述了當政府面對外來侵略無力保護市民時，一個城市的命運。這部分收錄了一些中國人的故事，有失敗、絕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個是從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角度，作為外來者，這些人至少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刻是英雄。在大屠殺期間，很多西方人士冒著死亡危險幫助中國平民，並向外界發出警報，通報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浩劫。在本書關於戰後時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