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一隻半大豬，搭拉著大肚皮，從谷槎堆裡鑽出來，哼哼吱吱地跟著她跑。
要是別人，聽慶兒娘捲了他一陣子，也許會冒起火鬧起脾氣來。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著，他聽慣了。慶兒娘越是罵他，他渾身越是覺得滋潤。日子長了要是聽不見這種聲音，看不見這樣顏色，就覺得清淡，沒有意思了。真的，慶兒娘連說帶嚷，朱老星一點也不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這麼過來的，並不認為是什麼侮辱。相反，更覺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頭菸袋嘴含在厚嘴唇裡，笑眯悠悠地說：“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貴唔唔噥噥地說：“牛長得比駱駝大了，拉一輩子車，也不過是被人殺肉吃，成不了馬！”
朱老星聽不透這句話，他說：“你們摸不清我的脾氣，莊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麼時候有什麼活兒。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裡肯歇著過？人吃飽了飯就得做活，隨隨便便地歇著，敗家子兒才那麼辦呢！敗家子兒不講安生服業地做活，只講吃好的、穿好的、歇著。越是歇著，身子骨兒越是懶散，好比鐵機子生了鏽，再也織不出布來。”
朱老星一年到頭，總會找到活兒做，兩手下閒是他的目的。他常說，“人，吃不窮穿不窮，打算不到就受窮。”他就是成天價打算，比方說，他家過去也種過二三十畝地，就成天價設想耕種到六七十畝地的事，他說，“種到七八十畝地，就是財主了。”就成天價盤算怎樣過財主。本來他家只養著一頭牛，為了過財主日子，買了一輛四個牲口拉的死頭大車。他想，目前買一輛小車，將來過到財主日子，牲口多了，還得買一輛大車，這輛小車就白費了。可是他這頭牛，只駕得起一輛小車，架不起一輛大車。他就只好拿一根韁繩拴在軸頭上，彎下腰替牛拉幫套。後來，把四條牛腿也累壞了。沒有辦法，又把大車賣了，換了一輛一個牲口拉的小車。思想上糊塗，使他過的日子象癆病一樣蒼白無力，甚至連個媳婦也娶不起。他自從打官司失敗，把房賣了，地去得也不少。養不起牛，把這輛小車也賣了。他還有個打算：寧可賣了莊戶，也要留下土地，房頂上長不出糧食來，糧食是從土地上長出來的。
這幾年又趕上年頭不好，捐稅又重。地裡打的糧食，還不夠按畝攤派捐稅。盤算來盤算去，今年冬天連那幾畝地也賣了，省得拿捐稅。
江濤說：“大伯！我想不出來，象你過日子這麼儉省，又肯付辛苦，怎麼肯和馮老蘭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頸一梗，眯眯笑了說：“百人百性嘛！老母豬擠在牆角上，還哼哼三哼哼哩！幹別的我捨不得，一說和馮老蘭打官司，我鬻兒賣女也得幹！”
江濤說：“我想不出你這是怎麼股子勁兒。”
朱老星又說“：咱莊稼人，就有點兒莊稼正義。運濤入獄的那一年，我心上難受得不行，聽說志和賣了寶地，你又上不起學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掙了一塊多錢來，我就忙給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學。百人百性嘛！”
說到這裡，江濤受了感動。他記起賈老師說過，如何幫助農民從階級壓迫下覺悟過來，是共產黨員的責任。朱老星領了江濤和大貴走到屋門口，掀起厚厚的蒿薦，叫他們進去。屋裡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戶紙糊上一層又一層，把屋裡遮得黑咕隆冬的。慶兒娘坐在炕上疊補襯，給朱老星補袍子。
江濤問：“大娘！這麼破的袍子還補它幹嗎？”
朱老星說：“別看袍子破，可是個古董。那是我父親的，他去世了留給我。俺父子兩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補一次。雖然是葫蘆片大的一塊布，不管紅的綠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縫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層布，總該暖和一些。”如今縫了幾十層，這件袍子已經有幾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涼下來。朱老星穿上這件袍子，和江濤大貴坐在炕沿上說話。
江濤說：“大伯！我聽得說，今年殺豬要拿割頭稅。”
朱老星問：“又出了豬稅？拿多少？”
江濤說：“一塊七毛錢，一副豬鬃豬毛和豬尾巴大腸頭。”
朱老星扳起指頭算著：“一塊七毛錢。一副豬鬃豬毛，也值個兩塊錢。再加上豬尾巴大腸頭，按一斤肉算，也值個兩三毛。”他撅起厚嘴唇，點著門樓頭，說：“這稅可不輕啊！”
江濤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說：“你猜這豬稅是誰包的？”
朱老星問：“是誰？”
江濤說：“就是咱那老對頭。”
朱老星睜起兩隻大眼睛，又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