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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水質不純一樣，公共市場的衛生狀況也令烏爾比諾醫生感到擔憂。市場是幽魂灣正面的一大片空地，安的列斯公司的帆船就停靠在幽魂灣裡。當時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把它描繪成了世界上最琳琅滿目的市場之一。確實，市場物資豐富，品種繁多，熱鬧極了，但同時也許是最令人擔心的。海浪忽東忽西地去而復來，海灣的潮汐把汙水溝排進海里的垃圾又湧回地上，市場就躺在自個兒的糞便裡。緊靠市場的那個屠宰場，也在那裡傾倒髒東西，砍碎的腦袋，腐爛的內臟、牲口的糞便，靜靜地飄浮在血泊上，暴曬在陽光下。兀鷹、老鼠和狗，為爭食掛在貨棚房簷下面的鹿肉和美味可口的索塔文託閹雞，還有那晾曬在席子上的阿爾霍納早豆莢，沒完沒了地吵鬧不休。烏爾比諾醫生想整頓這個地方，提出把屠宰場遷走，修一個象他在巴塞羅那看到的古河道入海口那種玻璃圓頂的室內市場——那些市場裡的食品，收拾得漂漂亮亮，乾乾淨淨，吃了都覺得可惜。然而，在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中，就連對他最言聽計從的也不同情他的狂想。他們是些這樣的人：以自己的籍貫為驕傲，炫耀城市的歷史功績，它的文物的價值，它的英雄主義和施旋風光，渾渾噩噩。時光對城市的侵蝕，他們卻視而不見，和他們相反，烏爾比諾醫生則是以深切的愛和現實的眼光來看待城市的。
“這座城市倒真是難得，”他說，“四百年來我們一直企圖毀掉它，卻至今沒有達到目的。”
然而，大禍臨頭了。傳染性霍亂，在十一週內，創造了我國曆史上的死亡記錄，而這場霍亂的第一批犧牲者，就是猝然倒斃在市場的幾處水坑裡的。在此之前，有些地位顯赫的人物死後在葬在教堂的墓地裡的，與那些落落寡合的主教及教士會信徒為伴，另一些不是那麼富的人，則葬在修道院的院子裡。窮人們埋在殖民地公墓，公墓在一座迎風的小山上，一條汙濁的水渠橫在小山和城市中間，水渠上那道泥灰橋的拱形防雨頂蓋上，有位未卜先知的市長下令刻上了這麼一行字：“入此門者應將一切希望留在門外。”霍亂流行的頭兩週，公墓就已人滿為患。儘管把許許多多不知姓名的顯貴人物的枯骨遷進了萬人坑，教堂裡還是騰不出一個墓穴。沒掩蓋嚴實的墓穴裡散發出來的水汽，使大教堂裡的空氣都變稀薄了，大教堂的門三年之中再也沒開啟過，直到費爾米納在大彌撒上第一次遇到阿里薩的時候為止。第三週，聖克拉拉修女院的回廓上死屍都堆不下了。一直難到了楊樹林裡，後來只好把比楊樹林大兩倍的教堂大菜園改成公墓。在那裡，人們挖成深葬墓穴，準備分三層堆理死人，草草安葬，不裝棺材。然而，後來連這種辦法也不得不放棄了，因為理滿了死人的土地變成了一塊海綿，一腳踩下去就滲出惡臭難聞的血水。於是，決定在離城市不到一西班牙裡的那個名叫“上帝之手”的育肥牧場裡掩埋死人，那個牧場後來被命名為“大同公墓”。
自從釋出發現霍亂的公告開始，每隔一刻鐘。當地駐軍營地的碉堡就鳴炮一響，晝夜如此。按民間的迷信說法，火藥能辟邪。霍亂在黑人中間流傳得最厲害，因為黑人最多，也最窮。不過，實際上霍亂並不管你是什麼膚色和何種出身。同突然蔓延開來一樣，霍亂又突然停止了，從來沒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死於非命，這倒不是無法統計，而是因為我們最常見的美德之一就是對自己的不幸逆來順受。
馬可奧雷略·烏爾比諾醫生，即烏爾比諾醫生的父親，在那些不幸的日子裡成了一位人民英雄，同時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犧牲品。根據政府的決定，他親自制訂了抗病戰略並親自領導了抗病鬥爭。他自報奮勇干預一切社會事務，在瘟疫最猖獗的那些日子裡，他成了凌駕一切的權威人士。幾年之後，烏爾比諾醫生在查閱那段歷史的大事記時，證實他父親的辦法是仁慈重於科學，許多做法是和常理背道而弛的，在很大程度上為瘟疫橫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懷著兒子對父親的同情心證實了這一點——生活逐漸把兒子變成了父親的父親，破天荒第一次，他為在父親鑄成錯誤孤軍奮戰的時刻沒有伴隨在父親周圍而感到痛心。不過，他沒有貶低父親的功績：勤勤懇懇，奮不顧身，尤其是他的孤膽，說明他對城市從飛來橫禍中死而復生後人們奉獻給他的豐厚的榮譽是當之無愧的。他的名字，理所當然地同其它並不那麼光彩的戰爭中曾出現的不少英雄人物的名字排在了一起。
父親沒有享受到他的榮耀。當他發現自己染上了他曾目睹並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