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的別人所患的絕症時，想都沒想去徒勞無益地掙扎一番，而是與世隔絕，以免傳染別人，他把自己反鎖在慈善醫院的一間後勤工作室裡，對同事們的呼喚和親人們的哀求充耳不聞，對走廓裡地板上擠得滿滿的垂死掙扎的霍亂患者的撕心裂肺的哀號無動於衷，給妻子兒女們寫了一封表露對他們的火熱的愛和困活了一輩子而感謝上蒼的信，信中抒發了他對生活的無比的接骨銘心的熱愛。那是一封毫無掩飾的長達二十頁的告別信，字跡越來越模糊，看得出他的病是越來越沉重，不必瞭解寫這封信的是何許人就知道，落款署名是在生命的最後一息寫上去的。根據他的要求，那具青灰色的遺體混雜著埋進了公墓，沒讓任何一個愛他的人看見。
三天之後，烏爾比諾醫生在巴黎收到了電報，當時他正在和朋友們共進晚餐。他提議於一杯香檳酒來紀念他的父親。他說：“他是個好人。”過後他準會責備自己不成熟：為了不痛哭失聲，他逃避現實。可是，三週後他收到了遺書的抄件，他向實際投降了。猛然間，那個他最先認識的人，把他撫養長大並教育成人的人，和他母親同床共枕、結髮三十又二年的人，然而又是僅僅因為羞於啟齒而在寫這封信之前從來沒有向他表露過心聲的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在他面前了。到那時為止，烏爾比諾醫生及其一家，一直視死亡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發生在別人的父母身上，發生在旁人而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丈夫妻子身上的災難。他們一家是些新陳代謝緩慢的人，沒看見他們變老、生病和死去，而是慢慢地在他們的時代煙消雲散，變成回憶，變成另一個時代的雲霧，直到被忘卻。父親的遺書，比報告噩耗的電報更狠地給了他當頭一棒，使他確信人總是要死的。然而，他最早的記憶之一，可能是九歲，也可能是十一歲的時候的記憶，在某種程度上是從父親身上看到的死亡的早臨的訊號。在一個雨濛濛的下午，他和父親兩人都呆在家裡的辦公室裡，他用彩色粉筆在地板的瓷磚上畫雲雀和向日葵，父親對著窗戶的亮光看書，父親身上的背心沒有系如，襯衣袖口上扎著橡皮筋兒。突然，父親停止了閱讀，用一根一頭鑲著銀抓手的老頭樂摳背。因為夠不著，父親要兒子用小手的指甲幫他的忙，他照辦了。奇怪的是，他覺得父親讓他摳的時候好象摳的不是自己的身體。摳完，父親悽然笑著看著他的肩膀。
“如果我現在就死了，”他說，“等你長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都快記不得我了。”
父親說這句話，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死亡天使在若明若暗的涼颶颶的辦公室裡飛了一會兒，又從窗戶飛出去了，飛過的地方留下一縷羽毛，但小孩沒有看見。從那時起，又過了二十多年，烏爾比諾醫生很快就到他父親那天下午的那個年紀了。他知道他隨父親長得一模一樣，現在除了知道長得相象以外，他又驚恐地知道，他跟父親一樣，總是要見上帝的。
霍亂曾經是個使他頭痛的問題。除了在某個課外補習班上學到的一般常識外，他對霍亂知之不多，而且他覺得，三十年前在法國，包括巴黎，霍亂曾使十四萬人喪命是不大可信的。可是父親死後，他對各種各樣的霍亂凡是能研究的都研究了，這幾乎成了使他的良心得到安寧的贖罪行為。他師事過阿德連·普魯斯特教授——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傳染病專家、防疫線發明者、大文豪普魯斯特的父親。因此，當他踏上故鄉的土地，從海上聞到市場的臭氣以及看到汙水溝裡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裡打滾的一絲不掛的孩子們時，不僅明白了為什麼會發生那場不幸，而且確信不幸還將隨時再次發生。
沒過多久，還不到一年，慈善醫院的學生們請求他幫助免費診斷一個渾身出現奇怪的藍顏色的病人。烏爾比諾醫生在門口望見病人，就立刻認出了他的敵人。還算好，病人是三天前從庫拉索乘船來的，而且自費到醫院的外科看過門診，可能沒有傳染給任何人。為了以防萬一，烏爾比諾醫生還是叫他的同事們別接觸病人，並說服有關當局向各港口發出警報，找到了那隻帶有病毒的輕便船，對它進行隔離檢疫。他還費盡唇舌，勸阻那位想釋出戒嚴令並立即施行每隔一刻鐘鳴炮一響這種治療措施的軍事長官。
“把火藥省下來，等自由黨人來的時候再用吧。”他和顏悅色地對軍事長官說，“我們已經不是處在中世紀時代了。”
第四天，病人死去，死前一直在吐白色的顆粒狀的東西，憋得透不過氣來。然而雖然警鐘長鳴，一連幾周之內卻沒有再發現類似的病例。又過了不久，摘業日報》登載了有兩個小孩在本市兩個不同的地方死於霍亂的訊息。經核實，其中那個男孩得的是一般痢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