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蘭士瓦人都得弄一張許可證。歐洲人領許可證是沒有困難的，但是印度人要領就很困難。
戰爭期間有很多軍官和士兵紛紛從印度和錫蘭來到南非。如果他們打算在那裡定居下來，那麼英國當局就有責任安置他們。英國當局無論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軍官，這些有經驗的人來了很有用，他們當中有一些機敏的人，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這說明他們是很有辦法的，還有一個專門的部門，是為黑人而設的。那麼為什麼沒有亞洲人的部門呢？這種議論看起來似乎是很動聽的。當我到達德蘭士瓦的時候，這個新的部門已經開始辦公了，而且逐漸擴充套件其觸角。那些給歸來難民簽發許可證的官員們可以把許可證發給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新部門的過問，他們怎麼會簽發給亞洲人呢？而且如果經過這個新部門的推薦而發出許可證，發證官員的責任和負擔也就因此減輕了。這就是他們所爭論的問題。但是事實上是這個新部門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則需要金錢。如果沒有事情幹，這個新部門就成為不必要，因而就會解散。於是他們就給自己找到了這個工作。
印度人就必須向這個部門申請。要隔好多天以後才能得到答覆。而當時因為要回德蘭士瓦的人為數太多，便出現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攬人，他們和官員們勾結起來，勒索了成千上萬的印度窮人，我聽說如果沒有門路，就弄不到許可證，有時即使找到了門路，還得花上一百個英鎊才行。如此，對我來說，似乎沒有什麼辦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爾班警察所的警長，對他說：“請你介紹我去見發證官，幫我弄一張許可證。你知道我本來就住在德蘭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為我弄到了一張許可證。當時距離火車開行的時間還不到一個小時，我已經把行李準備好了。我謝過亞歷山大警長，趕上火車前往比勒托里亞。
現在我已清楚地意識到前面會有許多困難。我一到達比勒托里亞便起草了備忘錄。在杜爾班的時候，我不記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預先提供代表名單，但是這裡是一個新部門，它卻要一份代表名單。比勒托里亞的印度人早已聽說官員們要把我趕走。
不過要敘述這件令人痛心的、雖然是有趣的事，卻需要另寫一章。
第二章 來自亞洲的專橫者
這個新部門的負責官員對於我怎樣進入德蘭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們盤問那些常去找他們的印度人，但是這些人誰也說不清楚。那些官員們只好亂猜，以為我大概沒有許可證，而是依靠舊關係非法進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對我加以拘捕了！
當時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戰結束以後，政府便被賦與許多特殊的權力。南非的情況正是這樣。政府頒佈了一項維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沒有許可證而進入德蘭士瓦，應受拘捕和監禁的處分。根據規定逮捕我的問題曾被討論過，可是誰也鼓不起勇氣來要我出示許可證。
那些官員當然打了電報到杜爾班去查問，當他們獲悉我是持許可證而來時，他們失望了。但是他們不是甘心於這種失望的人。我雖然設法進入了德蘭士瓦，他們還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張伯倫先生。
於是他們通知當地的印度僑團提交即將組成的代表團的代表名單。種族偏見在南非自然是到處都有的，但是我沒有想到在這裡也會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齷齪卑鄙的官員。南非的公眾組織是為人民的好處而設立的，而且對公眾輿論負責。所以負責的官員對人有一定的禮貌和謙遜，而有色人種多少也從這種部門得到一些好處。那些來自亞洲的官員，卻把他們的專橫也帶來了，而且把那些專橫者的習慣也搬來了。南非有一種責任政府或民主，而從亞洲人口的貨色則是純粹的而簡單的專制；因為亞洲人沒有責任政府，統治他們的是外國的政權。歐洲人在南非已經是定居下來的移民。他們已成為南非的公民，對於政府官員有監察權。然而來自亞洲的專制人物現在出場了，結果呢，印度人被夾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間了。
我嚐到了這種專制的滋味。最初我應召去見這個部門的首長，他是一個來自錫蘭的官員。我說我是“應召”去見這位首長，為了表明這個說法不是誇大，我要把事情說清楚。他並沒有送書面的命令給我。印度僑民領袖們常常去見亞洲人事務部的官員，已故鐵布·哈齊汗·穆罕瑪德賽就是印度僑民中的一個領袖。那位首長問他我是什麼人，為什麼到這裡來。
“他是我們的顧問，”鐵布賽說道：“他是應我們的要求到這裡來的。”
“那麼我們在這裡幹什麼呢？我們不是被委派來保護你們的嗎？甘地對這裡的情況能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