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太爺落葬時，周恩來填了第一鍬土，然後大家才開始幫忙填土。堆起墳後，又是周恩來堆最後一鍬土，仔細將墳頭拍實修理整齊。
周恩來在墓前向父親默哀，向父親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淚花迷離的兩眼中，流出深深的憶念和哀痛……
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思來的第二次痛哭，發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等同志後；我跟隨周思來回到上清寺他的辦公室。當時我們中共代表團已經搬到了上清寺，這也是為了國共和談的方便。
王若飛、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情況。葉挺將軍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後剛被營救出獄。本來周恩來勸他多休息幾天，另乘飛機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堅持搭這趟飛機走，並且帶上了他的女兒小揚眉。鄧發是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後歸國的。
周恩來在辦公室門口停下步。送別戰友時的笑容還殘留在唇際，但他的兩眼卻顯露出某種張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來，那或許是人們常說的“第六感官”給人帶來了隱隱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長而清寂的走廊裡前後掃了一掃，眼皮一眨，嘆聲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順走廊一劃，像以往一樣，由於手臂的殘疾，揮手間肩膀和身體跟著動，顯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掃過幾個屋門：“小揚眉就在我們屋裡穿來穿去……鄧發和喬冠華昨天還在我那屋裡打打鬧鬧呢。”
他感慨著搖搖頭，對電臺的同志說：“注意和延安聯絡，飛機到達後馬上來通知我；”
這一天周恩來沒有外出活動，就守在辦公室裡等電報。他一生乘飛機履險十來次，卻仍然酷愛乘飛機，原因就一個：快。他的時間太寶貴。正因為遇險多，所以，自己愛坐飛機卻不大放心戰友們乘坐飛機。比如建國後他就不主張毛主席坐飛機，比如身邊同志坐飛機他就始終有些提心。
這次也一樣，他無法安心看檔案。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強看過幾頁又驀地揚起頭，聽到什麼響動似地，繼而把檔案推到一邊，起身圍繞辦公桌轉過來繞過去地踏步。
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有些類似“恨別鳥驚心”的情況。秘書陳浩走進來時，他敏感地一顫，立住腳問：“延安來電了嗎？”
“沒有。”陳浩搖搖頭，“飛機沒有這麼快，還沒到呢。”
“噢，還沒到。”周恩來看看腕上的表，“還要過半個鐘點多呢。”
他在辦公桌前坐下，剛要看檔案，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飛的愛人李佩芝進來了。李佩芝的擔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幾分。於是，周恩來那種不寧靜的表現便被驅除了，恢復了慣有的從容鎮定，指著腕上的手錶說：“還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們一起等電報。”
不安的情緒流動時，人們會出於本能地往一起湊，似乎這樣才能互相依靠支援，得到一些鎮定。周恩來的辦公室裡漸漸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輕鬆話題聊天，藉以鬆弛一下糾纏心頭的那種莫名的緊張情緒。
正處於大規模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可以說，周恩來那時最大的擔心還是怕國民黨蔣介石搞破壞。記得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雙十協定尚未簽署，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便準備奉命回國。周恩來聽到訊息非常焦急，立刻驅車去找赫爾利，見面便嚴肅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們的毛主席接出來了，你就必須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現在的協議還沒簽字，你就要走，這是不行的。你這個時候定將失信於天下人！”當時，蔣介石確有加害毛澤東的打算，儘管他還顧慮重重，不得不考慮人心及國際輿論和影響而末敢輕舉妄動，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雙十協定簽字前，又派張治中去甘肅省當省主席。在我們看來，只有赫爾利和張治中這兩個“保人”調離重慶，他才好有作為。周思來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當時他那種緊張、擔心、焦急更甚於現在的等候飛機訊息，他聞訊後立刻去拜訪張治中。他明白，飛機上只要有赫爾利和張治中兩個“保人”，蔣介石的陰謀就無法施為。他情緒激烈地對張治中說：“文伯兄，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須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則我們是不答應的！”之後，周恩來又去拜訪蔣介石，態度堅決強硬地提出同樣要求。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和政治影響，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要求。毛澤東終於安全地飛回了延安。
現在，周恩來又不能不為葉挺、王若飛、博古、鄧發等同志擔心了。隨著時間一點一點逝去，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