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長街，幾十萬群眾的哭聲驚天動地。同時間，全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濺滿了8億人民的痛淚。
1月12日上午，鄧大姐約高振普、趙煒和我三個人，談把總理的骨灰往哪兒撤？她說：“黨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我得到這個訊息後很高興。這件事還得依靠支部，不要驚動更多人，也不麻煩上級組織了。你們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們這個支部裡，我擔任支部書記。鄧大姐在這次支部會上，確定我捧骨灰盒，負責完成撤骨灰的任務。
1976年1月14日下午6點30分，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裡，群眾的弔唁活動結束。鄧大姐由兩名青年攙扶著走進靈堂，手捧周恩來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說：“我現在手裡捧著周恩來同志的骨灰，向在場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謝。”
話音未落，悲聲慟天。大家向鄧穎超湧去，號哭之聲憾天搖地，淚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舉行了周思來的追悼大會。同時間，北京市民自發地湧向天安門廣場，幾萬個花圈簇擁著人民英雄紀念碑，組成一個碩大無比的花壇。那碑文是毛澤東草擬，周恩來題寫：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當晚8時，我和高振普從鄧大姐手中接過總理的骨灰盒，同治喪委員會的兩名代表一道，登上飛機，執行撤周恩來骨灰的任務。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圍拱著明月，靜溫無聲地閃爍著，俯瞰著神州大地。飛機隆隆地起飛了，從8點到12點，飛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我們一捧捧地播撤下總理的骨灰。在高空風裡，骨灰瞬間即渺，無影無蹤。但我卻能看到，那是總理的一腔熱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設想，他對人民對國家對黨和領袖的全部深情，飛燃起一道長虹，跨越了整個的中國大地。
他走了。他留給這個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會在這個世界上永存。
後記
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來信”。開啟看時，是位不認識的好事者，給我寄來一堆攻擊誣衊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所謂“紀實”，整個街頭話報劇的水平，其虛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裡那些語言對話，不要說中共領導人，就是我這樣在“大陸”生活的中年人，學一年也學不會。那是港臺下流社會人才可能有的語言習慣，時至今日還未能有大陸人接受，更不要說能成為大陸人的生活語言。我可憐作者那種能讓老虎發出雞叫的最低層次的想象力。
世上難的是講真話。
1967年，我在北京工業學院當“逍遙派”，和同學趙燕邯等5人去頤和園，議到林彪是“有野心”、“鐵腕人物”，“打著毛主席旗號打擊毛主席身邊的戰友”，“許多事搞個人恩怨”，“為了奪權而掃清道路”等等。當時主要是趙燕邯憤激而言，並寫到了日記中。這本日記在武鬥中，被一派學生得到，並交給了軍宣隊。我們都為此受到審查，趙燕邯父親被迫害至死，母親被關，家破人亡，聽說他也被送去華山農場勞改，林彪摔死後幾年，仍然在農場不得平反。
說真話不行，真話說早了也不行。
1975年。從宜昌到武漢的火車上，我罵江青“禍國殃民”，“危害民族”，被一個戴墨鏡的身穿黃軍褲的人報告乘警，將我抓去審查。當時還有一位陸軍軍官不錯，趕去替我說好話。我很希望幫助我的這位陸軍軍官能看到這段文字，同我聯絡。
其實，我不過是把真話說早了一點。
當我寫《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時，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責我“損害了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說好話”。
我又把真話說早了一點。
我發現了一個規律。那些“敬祝林副統帥”最虔誠，“向旗手致敬”最熱烈的人，也是後來罵“林彪一貫”罵“江青生來”就“壞透了”的人。這種人水遠正確，永遠教訓我。
因為我這個人一輩子沒“正確”過一次，總是把真話說早了幾年。
當我為歷史、為民族也為自己負責地寫東西時，總有人要求我為政治、為集團，為他們幾個人負責。結果，每出一本書，總引來一番熱鬧。有人喊好，有人罵混蛋，有人想殺我。
你喊好，我也並不是為你負責；你罵混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