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殺了狗日的”，殺了我更能在歷史留名，我的書會更暢銷。
我真正難過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們的歷史侷限性和時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驚訝傷心；他們聽不懂許多話，聽不出好壞也分不清好歹。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統帥下前赴後繼，不動搖，不怕犧牲而成就一番大業，但他們從始至終就沒有真正明白自己幹了哪些事，在歷史上的真正作用和價值，也從來沒弄清他們所追隨的“上智”究竟在歷史上有著什麼樣的地位和意義。
我曾寫毛澤東看《白蛇傳》流淚的故事，其深刻的內涵，那些當事者竟沒有幾個人看出來，不能理解或意識到；他們的水平只看到一條：“權延赤混蛋，寫毛主席掉褲子！”
為此，我受到8個月的審查，父親有病也不許離京探望，說我“給毛主席造謠”，說我“有損毛主席的偉大形象”。
其實，“毛主席掉褲子”有100多人在場，我瘋了敢在共產黨統治下去造這個謠？他們瘋了，把100多人在場的事實用來誣我造謠？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條：“無知”，“稀裡糊塗”。
由於“愚昧”而演出的“喜劇”，最終也是由於“愚昧”而變成了悲劇。他們總是把毛澤東所講“卑賤者最聰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聰明”，自我感覺良好地教訓別人。我這個人比他們都“卑賤”，草民一個，所以我還不算愚昧。
現在，毛澤東看《白蛇傳》流淚的一段，連同掉褲子的細節，都成為中學生的語文教材。而一些當事者卻仍然無法明白這是為什麼？因為按國家教學大綱，這樣的內容只有中學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和大學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卻沒聽說哪篇收入小學生低年級課本？小學高年級才能作輔助教材內容去看。因為小學低年級的學生看了我的文章也會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聽不出好壞，更不用說理解什麼含意了。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發表後，“左派”罵我“有損主席偉大形象”；右派罵我“為共產黨貼金”，“給毛澤東小罵大幫忙”；敵人說我“該殺”。我能自慰的是3個月收到3000多封讀者來信，都說寫得好，都說掉淚了。
罵我的人最高興的莫過於“毛澤東的衛士長與作家權延赤的法律糾紛”。我最感黨可笑得能讓人噴飯的也是這件事。那些匆忙鑽營作文者，那些一驚一乍的可憐的編輯和報刊，吵吵至今也沒見到這場官司。我最終會證明報刊上所講一切都是造謠。
現在，在《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況下，我又書寫了《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25年前，當我握住周恩來的手，回答他的提問，聽他長時間的講話時，我沒想到要寫出這部3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那時我是學習自動控制專業的大學生，還是個不滿20歲的娃娃。
然而，當鄧穎超逝世前同意我寫關於周恩來的風範一書時，我準備寫出的已經不止是這30多萬字。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我使用了毛澤東幾名衛士長中一位衛士長的真名。儘管我在使用前徵得了本人同意，儘管我在書的前言裡講得清清楚楚，這個衛士長是加引號的，不是生活中那個真實的人，但實際上社會仍然頑固地認為“衛士長”就是那個人。給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許多麻煩。比如當事者都說那人“貪天之功，竊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說成他在場……”而他的親屬呢？又可笑地認為我“盜竊”了別人的“思想素材”，誤以為我辛勤奔波採訪，從天下得來的寶貴素材，都是他們那位因病而語言都有障礙的親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權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煩“糾纏”。為了避免再發生類似麻煩，這本書雖然仍是採用了第一人稱的自述體形式來書寫，但先後任警衛、副官、機要秘書和衛士長的這位“何樹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體的人。他是作者筆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寫的是周恩來，所發都是作者本人議論，與其他任何總理身邊工作人員的思想、觀點、認識都無關。
我在採訪中，碰過不少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許多觀點不能為被採訪者所接受。我曾經寫過的有關領袖的作品，他們保留不同的看法。認為與“真實”有“距離”；或認為“有損偉大領袖形象”；他們只同意搞文獻資料，不同意我的紀實文學。這些人我從不勉強去採訪，因為我更不承認他們的真實。他們那是掩飾的“真實”，不自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