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實”。
也有許多人接受了我的採訪。比如：
何謙，走過草地的紅小鬼，1940年到總理身邊，從延安跟隨到重慶，跟隨到北京，先後任警衛、副官、機要秘書，也曾代理過衛士長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參加或接觸了總理這期間所歷經的幾乎所有重大活動。
張樹迎，跟隨總理幾十年，歷任總理衛士、副衛士長，在成元功調離後，又擔負衛士長工作，直至總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護送總理去長沙向毛澤東彙報的總領隊是他；總理臥床後日夜陪護的有他；總理停止心跳前後他握著總理的手；總理逝世後，負責撤骨灰的還是他。他提供了總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獨撐危局及發現癌症到逝世的最詳細具體的第一手材料，卻又一而再，再而三嚴厲要求我在書中，隻字不許提他。“你寫總理，不是寫我們，這一條你必須明確”。這是他為我點明的寫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會，都曾是總理的軍事秘書；以軍人特有的敏銳，用大量事實為我勾畫出了周恩來的形象特徵、與精神風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體氣質。
我還採訪了外事秘書陳浩、醫護人員鄭淑雲、服務人員李維信等等三個系統的可以從不同側面觀察、敘述周恩來的許多同志，他們的講述使我得以充實、完整我所要寫的周恩來。
為了事實的全面、準確和完整，我還參閱了《周思來風範詞典》、《周恩來傳》、《周恩來傳略》、《懷念周恩來》、《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以及《啄木鳥》、《炎黃春秋》、《中華兒女》等刊物中的有關文章，從中作出比較判斷，儘量爭取接近真實，但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