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很僵化，停滯不前，民族矛盾複雜……最終是要出大亂子。
當然，總理在分析和作出預言時，講的話不可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經濟和精神這兩條；抓住了從柏林問題到東德到整個東歐這個過程；抓住了蘇聯存在的複雜的民族矛盾問題，所以基本與後來發生的變化相吻合。
毛澤東和當時我們的黨中央也看到了蘇聯經濟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把優先發展重工業改為農輕重的順序；又樹了兩個榜樣：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但最終沒有解決問題。可以說是失敗的。
是鄧小平解決了這個問題。從60年代初提出“我們當前一切的考慮都圍繞著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發展生產力，二是如何堅持馬列主義，順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到改革開放，提出“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使中國的經濟終於開始騰飛。在當前國際政治形勢下，在“6·4”事件前後，人民和歷史能夠再次選擇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首先要歸功於鄧小平。如果只是清談馬列主義教條，是無法避免發生蘇聯和阿爾巴尼亞那樣的後果。
鄧小平是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改變中國命運，改變中國歷史的巨人。我相信，這是全民族的共識。
遇險履險
周恩來端莊、高雅、細緻。
他的翩翩風度和彬彬有禮，他溫馨的目光和極富魅力的微笑給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記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徵：喜歡挑戰，勇於冒險。
早在他領導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就喜歡上最前線。炮彈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時臥倒而倖免於難。糾察隊員勸：“總指揮，這裡太危險。”他淡淡地說：“我喜歡危險。”
他一生都是輕描淡寫論危險。五四運動時，請願代表遭逮捕，他平靜地說：“被捕不算什麼，用不著緊張，依照計劃進行就是了。”他推開軍警的槍，強行闖入直隸省公署的衙門口，被逮捕，度過半年鐵窗生活，末了只說一句：“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步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前幾年，我們幾位曾經工作在周恩來身邊的老人共同議了議，議出周恩來出生入死的遇險履險竟達22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他擔負了重要領導職務之後。在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人物中，像他這樣多方面地頻繁地遇險履險實在是絕無僅有的一個。
“沙基慘案”，英、法軍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槍時，周恩來身邊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犧牲了。老天執意把身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留給中國人民。在搜捕刺殺廖仲愷的兇手時，蔣介石突然改變口令，提前戒嚴，使驅車前往司令部的周恩來遇到迎面射擊。司機看到對面舉槍的剎那，出於本能打方向盤準備躲閃，射向周恩來的子彈連續鑽進司機的頭部，老天再次為中國人民留下了周恩來。第四次反“圍剿”後，6架國民黨飛機突然來到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的頭頂扔下炸彈，周恩來大喊一聲“臥倒！”撲過去將亂跑的18歲的肖華壓在身體下邊，這樣一來，老天不但再次為中國人民留下週恩來，也不得不留下18歲的肖華，讓他最終當上人民軍隊的總政治部主任……
歷史上，傑出人物都有許多大難不死的經歷，而被後人津津樂道。其實，這不全是運氣，更不是什麼天意。大難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裡深藏著必然。每當這種時刻，傑出人物的全部勇氣、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時間裡最大限度地本能地發揮出來，這種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顯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們無法不為之折服。
比如“勞山遇險”，就是一次在猝發的槍彈面前的大難不死……
一輛軍用的敞篷卡車在延安南門外駛上依山修築的黃土公路，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談判。
卡車駕駛樓裡，坐著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昨日他同毛澤東談話一整天，現在要去西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衝談，然後還要上廬山與蔣介石談；談國共合作，談聯合抗日。
一路黃塵滾滾，車上笑語陣陣。車廂裡有張雲逸、孔石泉這樣的著名將領；有頭戴禮帽身穿西服的周恩來的副官陳友才，有負責護送任務的特務隊副排長陳國橋，連同警衛戰士，連同記者、翻譯，連同司機，這一車共有25人。他們中的多數爬過雪山，走過草地，像這樣坐著“輪子”進西安這一古都市，生平還是第一道，難免心動神馳，笑語不斷。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延安城裡潛伏著的土匪坐探馮長鬥，已經在前一天將情報送出。毛澤東生前談警衛工作，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