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是十分危險的。因此，紅軍應當儘快撤回贛東蘇區一帶集結，整訓部隊，依託根據地同敵人周旋作戰。
毛澤東的這一主張簡直與中央方針唱了反調。
訊息傳到紅三軍團時，相當一部分同志不願意東渡贛江，仍舊堅持攻打中心城市，以實現中央計劃。
黃克誠聞訊，非常支援和擁護毛澤東的主張。
他之所以曾經一再反對攻打武漢、長沙，就是因為他從親身經歷中明白了一個道理：沒有根據地作依託，單純去攻打中心城市求發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澤東的主張無疑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不過，毛澤東的見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統得多。數十年後，當黃克誠已是垂暮之年，他還記憶猶新，充滿感情地回憶說：在這一要作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毛主席卻敏銳地看出了形勢變化的苗頭，他看出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了，蔣介石會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這個問題當時只有他看出來了。他就派周以慄同志到紅三軍團去說服彭德懷同志，不要冒進打南昌，部隊要迅速東過贛江回到老根據地，當敵人進攻時再消滅它。經過一個多月，才把彭德懷同志他們說服，將部隊撤回老根據地。那時，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透過看報紙，分析出國民黨要向我們大舉進攻。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一、二、三次“圍剿”，就是這個決策的結果。如果當時不回到蘇區，而在敵佔區同敵人作戰，那麼情況怎麼樣，就很難說，很可能打得一塌糊塗。
天有不測風雲。
1930年上半年開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在紅一方面軍內部也開始了肅反打“AB團”的鬥爭。“AB團”是蔣介石指使並授意國民黨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組織。“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林什維克）的縮寫，該組織早在1927年已經解體。
但是，黨內一些“左”傾思想嚴重的同志，大概是發現了個別“AB團”分子在蘇區活動，遂如臨大敵，在蘇區和紅軍中大搞肅反打“AB團”，使得肅反嚴重擴大化。
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刑訊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總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到紅二十軍進行肅清“AB團”的鬥爭。
李韶九此人品質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大搞刑訊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眼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對李韶九的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於是，他們在12月12日帶領隊伍包圍了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釋放了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軍領導的錯誤口號，將二十軍拉往贛江以西地區。
這就是震驚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發生，在紅一方面軍和黨內引起極大震動。
中央政治局、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錯誤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裡應外合、公開叛變的“反革命行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及方面軍負責人相繼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要求有關方面進行堅決進攻和鎮壓。
軍隊中肅反打“AB團”的鬥爭日益擴大開來。
一些“左”的思想嚴重的同志，甚至於命令各部隊成立專門的“肅反委員會”，指令各部隊必須抓出多少名“AB團”分子。
一股可怕的瘟疫在紅軍中蔓延開來……
不少部隊開始搞逼供信，供出一個，殺掉一個，甚至連隊也有權殺人了：不少江西籍戰士因“富田事變”發生在江西，成為肅反主要目標，冤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有的團打了三十多個“AB團”；有的師殺了好幾百名“AB團”。
“AB團”越抓越多，越殺越多……
真是禍起蕭牆，冷風瑟瑟。
黃克誠作為第四師第三團的政委，也一度成為團肅反委員會主任。
在蔣介石即將大規模“圍剿”蘇區之際，上級提出“階級決戰”的口號，要求清除混進革命隊伍的地主、富農、“AB團”等反革命分子，黃克誠是贊成和擁護的。
因而，肅反伊始，黃克誠還是忠實地執行了上級的指示，在全團清除“AB團”，一下子打掉了一百多人。
但是，隨著肅反工作的深入進行，黃克誠越來越感到疑惑。“AB團”越抓越多，那麼多反革命混在隊伍中，紅軍還能夠打修水、克長沙、攻吉安，取得一系列戰鬥勝利，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