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曹植現存詩作中，樂府詩佔有近半數。但這些詩基本上都不是配樂演唱的。劉勰《文心雕龍》謂之“無召伶人，事謝弦管”。這是樂府歌辭文人化的明顯標誌。
第二，和建安時代其他詩人一樣，曹植也寫了不少沿用民歌題材，模仿民歌風格的詩。但他並不是單純的模仿，而是加以適當改造，有時結合騷體的象徵手法，在那些遊子思婦的形象中注入純屬於個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吁嗟篇》，以及《七哀》和《雜詩》中的幾篇，都是如此。如《雜詩》之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這裡把《九歌》中所謂“美人遲暮”的哀怨與漢樂府民歌的風格相結合，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和對有限生命的惋惜，淺顯而雅麗。較之曹丕比較單純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一類，更富於個性，內涵也更為曲折豐富，耐人尋味。
第三，曹植詩的結構大多頗為精緻，很少平鋪直敘。特別是開頭，常常以幾句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寫，渲染出特定的氣氛，籠罩全篇。如《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二句，以激烈動盪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處境的險惡；《七哀》“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濛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詩哀怨的基調。所以沈德潛說他“極工於起調”（《說詩晬語》）。這雖然是從民歌的比興句學來，但它在全詩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興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為強烈。
第四，“詩賦欲麗”是建安文學的普遍現象，而以曹植最為突出，對後人的影響最大。與民間樂府不同，他的詩往往有鮮明的色澤，並已較多使用書面語，講求華美、工整和刻畫的細緻。只是並不顯得深奧。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仗的運用。建安以前，辭賦乃至散文都已明顯趨向駢偶化，但在詩歌中，還沒有人有意識地運用這一修辭手段。建安時代，曹植、王粲作為辭賦的高手，開始將它引進詩歌寫作中來，曹丕等人偶爾也有嘗試。和對仗同時出現的，是煉字的現象。像曹植的詩句“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贈丁儀》），“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侍太子坐》），“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公宴》），其中的動詞都經過精心錘鍊，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這樣的詩句在他的作品中雖然佔比例不大，但在以後的文人詩中，卻是越來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詩中，開始有較多的自然景物描寫，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這同樣是在漢代民間樂府中很難見到，並對後代文人詩影響很大的現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節：
清夜遊西園，飛差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
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詩歌創作中把文人文學與民間樂府結合起來的五個主要之點。他在這方面的特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過程中佔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
除了詩歌以外，曹植的散文、辭賦也有相當特出的成就。《與楊祖德書》評述當代著名文士，傾吐自己的懷抱，因楊修與他關係密切，所以話說得隨便，有較多抒情成分。從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負而又外露的詩人性格。《求自試表》要求明帝給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華、建立功業的機會。曹植本來是個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視為人生的目標。長期閒置，使他深感壓抑，並且有一種大才未用的遺憾。所以這一篇表文寫得慷慨激昂，極富情感。
曹植現存的辭賦，包括殘佚的在內，有三十多篇，可見他於此用力甚勤。這些作品可以說代表了建安辭賦的轉變。其特點，一是篇幅短小，沒有漢代流行的長篇鉅製；二是題材廣泛，各種內容都有。其中《鷂雀賦》用對話形式寫一個動物寓言，是賦作中很少見的；三是抒情性強，與作者的生活、思想關係密切；四是語言華麗而流暢，沒有堆砌辭藻的弊病。
《洛神賦》是曹植的代表作。內容虛構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對此篇的寓意，猜測很多，但都無法確實證明。按在曹植以前，陳琳、王粲、楊修都寫過《神女賦》，都是模仿舊傳宋玉所作《神女賦》、《高唐賦》，可見這一題材在當時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賦》，當也是這一風氣下的產物。恐怕他只是假託一個神話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昇華到詩意的完美形態。比較前人所作，《洛神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