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意繾綣卻又因人神殊途而無法交接的惆悵哀怨，避免了這一類作品中常見的掩蓋在神話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調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對神女容貌、情態的刻畫，非常細緻生動，為前所未有。如開頭一節：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
這裡用了一連串最為美好、靈動的形象來比喻神女，華麗的語言中充滿生氣，給讀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滿足。
二、建安諸子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述當世文人，特別標舉了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稱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時代比較重要的文學家。其中除孔融的情況較為特別，其餘六人都依附於曹操。他們與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學交往，形成一個文學集團，在其他一些傑出作者的參與下，共同開創了建安文學的興盛局面。
孔融（１５３—２０８）字文舉，魯國魯縣（今山東曲阜）人，孔子後裔，曾為北海相。有《孔北海集》。曹操奉獻帝都許昌，特意徵召他為少府。孔融出身高貴，才智過人，又長期浸染於漢末清流的風氣之中，養成了孤傲狂放、尖銳彰露的性格，喜歡對各種政治問題發表議論。他不滿於曹操的野心，常借題挖苦、嘲諷，最終被曹操殺害。曹丕評他的文章，說是“體氣高妙”，這是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個性，思想機警；又說“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雜以嘲戲”，這是因為孔融往往並不是完密地論述問題，而是抓住一點，推向極端，所以辭鋒犀利而理不周全。從個性強烈這一點來說，孔融的創作與建安之風還是一致的。不過，他的作品留存很少，主要是幾篇書札、雜論①。其中《難曹公表制酒禁書》、《與曹公論盛孝章書》二篇較有名。前者指責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現他的性格。後者寫作時間較早，他與曹操的關係還沒有明顯惡化，內容又是請曹操救助其友人盛憲（字孝章），故辭氣較委婉。文章從為友之道和為國求賢兩方面打動曹操，語言簡潔，感情真實，懇切之中又不失身份，確可當“體氣高妙”之評，卻並無“理不勝詞”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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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前繫於孔融名下的《雜詩》，經學者考證，非其所作。
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年輕時避亂荊州多年，後歸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銳意進取，然生當亂世，羈留他鄉，故作品多感時傷事，自悲不遇。其詩、文、辭賦均有成就，前人常與曹植並稱，劉勰《文心雕龍》則譽之為“七子之冠冕”。詩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於從關中到荊州時，記下了戰禍的慘況：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中將個人的不幸與社會的不幸、民眾的苦難結合起來。“路有飢婦人”一節，採用樂府民歌的手法，以具體而典型的情節，刻畫出亂離的慘狀，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結，使詩意深入一層。《七哀》之二作於荊州，寫漂泊之中思鄉懷歸的心情，主要透過寫景來襯托內心的孤獨與苦悶，汲取了辭賦的長處。王粲詩的某些特點與曹植相似，如喜用對仗，辭采華麗。《七哀》之二的寫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對仗的。
從寫作時間來說，他運用這一修辭手段還早於曹植。《雜詩》中“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之類的詩句，可以明顯看出追求華美的傾向。
王粲當時即以擅長辭賦著稱，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斷。完整的只有《登樓賦》，是在荊州登麥城城樓所作，寫羈旅之愁與懷才不遇的悲哀，與《七哀》之二內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語言精美，多用駢句，寫景與抒情結合緊密，是魏晉時期辭賦轉變階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較好的作品，有代劉表所作的《與袁譚書》以及《難鍾荀太平論》等。
劉楨（？—２１７）字公幹，東平寧陽（今屬山東）人。在當時以五言詩著名，所作語言簡潔，注重氣勢。鍾嶸《詩品》稱讚他的詩“真骨凌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