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澗底之松，縱然高大挺拔，可是生於卑下之所，竟被山頂的小苗所遮蓋。社會也是如此，寒士無所憑依，縱然“英俊”，也只能沉淪下僚。以才德取人而不以勢位取人，這至少是統治階級所承認的原則之一，作者正是基於這一原則，對門閥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抗議。
不過，《詠史詩》之所以形成雄邁的藝術風格，根本因素並不在於它的政治批判性質，而在於作者始終自居於很高的精神地位來展開他的政治批判。有這種自傲的精神，才足以與社會的壓迫相抗，從而使詩中的感情表現得激盪有力。這在第五首尤為明顯：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裡，飛宇若雲浮。
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遊？
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這詩的意思，其實不過說自己要離開京都，歸隱不仕。但沒有嗟嘆感傷，而是傲視權貴，俯笑王侯，所以意境自然高遠。開頭兩句景象就很闊大，下面“飛宇若雲浮”、“藹藹皆王侯”，完全是俯視的寫法，結末又以千仞高崗、萬里長流襯托和象徵自己的情懷，始終貫注了豪邁的氣概。
《詠史詩》的語言簡勁，不重辭采，更無累贅的鋪寫，雖亦多用對偶，但出語自然而不求工巧，這都是和詩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為繁縟和過於雕琢的語言，必然造成表達上的阻隔，難以呈露強烈的情緒。前人評左思的詩，喜歡說他“祖述漢、魏”，恐怕這並不是左思的本意。
左思的《嬌女詩》也很值得注意。這詩描摹他的兩個女兒的嬌憨天真之態，寫得細緻而生動，孩子的好吃貪玩愛打扮，一一呈現於詩人飽含喜愛的筆下，饒有情趣。專寫兒童的詩過去未曾有過，《嬌女詩》的出現，足以說明魏晉詩歌脫離教化觀念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現象。除了詩，左思還作過一篇《三都賦》，屬於傳統的京都賦一類，有“洛陽紙貴”之譽。
但在魏晉辭賦已經完全轉向抒情短篇的情況下，它終究無力重振傳統大賦的聲威。
西晉覆滅、東晉初建之際的重要作家，有劉琨和郭璞。他們的主要創作也是詩歌，但內容風格卻很不同。劉琨的詩僅存《扶風歌》、《答盧諶》、《重贈盧諶》三首，表現了一個愛國志士的熱情與悲痛；郭璞的詩，則以《遊仙》為題，歌頌高蹈遺世的精神。這反映了當日計程車人在動亂危難的環境中不同的人生態度。
劉琨（２７１—３１８）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無極）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莊，喜清談，也是賈謐“二十四友”之一。後來天下大變，他經歷國破家亡，意識到個人對於社會、政權的責任感，於是指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答盧諶書》），這是時代造成的思想改變。懷帝、愍帝時，他任刺史、大將軍等職，在北方輾轉抗敵，屢敗而無悔。最終被同他結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殺害。劉琨僅憑一腔熱血出生入死，面對中原瓦解之勢，自知隻手擎天，絕無此理。家國之痛，英雄末路之悲，發之於詩，既慷慨激昂，又沉痛無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扶風詩》寫道：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嶽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薇安可食？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
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匆重陳，重陳令心傷。
此詩作於劉琨出任幷州刺史時。行程中路途艱險，四處是敵，劉琨以少擊眾，冒險而進，備嘗艱辛。他對前途並無把握，對於朝廷的態度，也沒有多少信心，只是置生死於度外而已。因此，詩中充滿了忠憤憂患之情。在寫作上，結構、修辭均無講究，只是隨筆傾吐。但沉痛悲涼之氣，足以感人。《答盧諶）、《重贈盧諶》的風格大體相同。對劉琨的詩，《詩品》評為“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文心雕龍》說是“壯而多風”，都是指詩中激盪而深沉的感情而言。這種激情恰是西晉一般詩人所缺少的。
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