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博學多識，為時人所重。又喜陰陽卜筮之術，因此關於他有很多怪誕的傳說。西晉末北方亂起，郭璞南下避禍。東晉元帝時任著作郎。後因勸阻王敦謀反，被殺。其代表作為《遊仙詩》，現存完整者十篇，其餘都是些殘片。遊仙詩不一定是追求神仙境界，有時只是為了在文學中增添神奇色彩，或藉以表現對現實不滿的思想情緒。阮籍《詠懷詩》就多次寫到遊仙，郭璞也正是承繼了阮籍，其詩中將老莊思想與道教神仙之說相混合，歌詠高蹈遺世的精神，寄寓著懼禍避亂的情緒。所以《詩品》稱它：“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只是其思想遠沒有阮籍那樣深刻，感情也遠沒有阮籍那樣強烈。下面是第一首：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臨源挹清波，陵崗掇丹荑。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蕃羝。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這首詩以遊仙的高超來否定世俗的榮華富貴，但又把隱逸生活和遊仙混同一體，可見其主旨確在於詠懷。
西晉末，在詩壇上已開始流行一種宣揚道家思想的、枯淡寡味的作品，世稱“玄言詩”。關於郭璞與玄言詩的關係，有兩種恰恰相反的說法。檀道鸞《續晉陽秋》說：“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這等於說郭璞是玄言詩的倡導者。然而鍾嶸《詩品》卻說郭“始變永嘉平淡之體”。這一矛盾現象，與郭璞詩的特點有關。嚴格地說，玄言詩濫觴於正始。無論何晏、阮籍、嵇康的詩如何各有不同，大量融入老莊哲理，卻是一致的。正始以後，哲理性的詩未有明顯地延伸發展，詩壇風氣以陸機等為代表轉向崇尚華美、注重修辭。至晉室南渡之際，玄言詩開始興起。這時活躍於詩壇的郭璞，較多繼承了阮籍的特點。如果從緣情寄興的一面看，頗與所謂“永嘉平淡之體”相背，顯得卓拔時俗；如果從好言老莊哲理和假遊仙以倡虛寂的一面來看，卻又像是玄言詩的前導了。所以檀道鸞和鍾嶸各從一面著眼，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但無論如何，不應將郭璞的《遊仙詩》等同於玄言詩。
郭璞的辭賦也著稱當代。他的《江賦》描繪長江，以博物見長，包容了大量地理和物產方面的知識，顯示了作者的博學，行文亦有氣勢。但由於過分炫耀學問而導致生澀的地方也不少。
這裡應當順帶提及木華的《海賦》。木華字玄虛，生平不詳，只知他做過太傅楊駿的主簿。作品僅存此篇。《海賦》氣魄宏大，想象奇特，為一般狀物賦所不及。如寫大海狂濤洶湧之景象，“似地軸挺拔而爭回，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可謂驚人之筆。
第四節 陶淵明及東晉詩文
中原戰亂，北方士族紛紛南下，一般民眾也潮湧而至。西晉覆滅後，公元三一七年，鎮守建業（今江蘇南京）的琅琊王司馬睿稱帝，這以後的晉王朝，史稱東晉。
司馬睿（元帝）建國，完全依賴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當地土著士族的支援，皇室的力量，遠不能與西晉相比。門閥勢力，更為強大，對於皇權的相對獨立性，也更其明顯。丞相王導曾嚮明帝歷數司馬懿父子“創業之始，誅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於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自東晉迄陳，江南五朝的政權實際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
永嘉時，玄學清談十分盛行，南渡後，勢力有增無減。士人為了在心理上逃避慘痛的現實，普遍將熱情貫注於哲學領域，對文學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雖說，如果追本溯源，玄學影響文學，實起於正始，但阮籍他們（包括後來的郭璞）的作品，儘管哲理成分濃厚，卻並不脫離文學的基本屬性——形象性和抒情性。而東晉文學，卻普遍使用抽象語言來談論哲理，使文學成了玄學的犧牲，變得枯燥無味。對此，稍後的各種典籍有一致的批評。如《宋書·謝靈運傳論》說：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於七篇，馳騁文詞，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詞，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詞，無聞焉耳。
東晉時代那些專述老莊哲理的詩，被稱為“玄言詩”，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孫綽和許詢。試以孫綽的《答許詢》為例：
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鬱。失則震驚，得必充詘。
這種詩已經完全失去文學趣味，幾乎不成其為詩了。然而，在東晉玄言詩中卻又醞釀著一種新的重要的東西，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