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文人死在這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另一方面，司馬氏集團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併為奪取政權制造輿論，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禮法，造成嚴重的道德虛偽現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維，面對恐怖和虛偽的現實，知識階層的精神痛苦，也就顯得尤其尖銳、深刻。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前面說過，對於建立不朽功業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學的昂揚的基調。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對於個體生命能否實現其應有價值的懷疑。阮瑀的詩已有這樣的內容，曹植後期的某些作品更為突出。正始文人面對遠為嚴酷的現實，很自然地發展了建安文學中表現“憂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發了個人在外部力量強大壓迫下的悲哀。換言之，建安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高揚奮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學中已經基本上消失了。
由於周圍環境危機四伏，動輒得咎，也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說，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這就使正始文學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
正始時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們的主要成就在哲學方面。後者又稱“竹林七賢”，指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學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覽群籍，尤好《老》、《莊》。
為人曠放不羈，任情自適，鄙棄禮法。正始年間曾任尚書郎、大將軍曹爽參軍，二次均以病免歸。司馬懿執政，召為其太傅府從事中郎，以後相繼為司馬師、司馬昭的僚屬。晚年做過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稱之為“阮步兵”。阮籍年輕時“有濟世之志”（《晉書》本傳），自視很高，世人對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馬懿請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種借招納名流以擴大自己聲望的手段。但隨著司馬氏篡權圖謀的顯露，政治風雲日趨險惡，阮籍只能放棄了往日的雄心。他的處境十分艱難。他對司馬氏集團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不僅不能公開反對，而且身為司馬家的幕僚，被捲入政治漩渦而無法擺脫。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辦法來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違心之事，多少維護了個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導致殺身之禍。但這對英銳高傲、思想警敏、個性強烈的阮籍來說，實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詠懷詩》，其中五言詩八十二首，四言詩十三首。前者尤為著名，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這些詩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態度，尤其是對於人生問題的反覆思考。只是，由於處境的危險，他只能用隱蔽的象徵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筆曲折，含蘊隱約。所以鍾嶸《詩品》說他“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辭，厥旨淵放，歸趣難求”。
不過，儘管《詠懷詩》所牽涉的具體的人物事件已無法探求，但並不是說這些詩是無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許多篇，雖是從現實感受出發，卻又往往超脫具體事實，推廣為人生的根本問題，詩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發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體味。
首先，《詠懷詩》中顯然有一部分憂憤傷時之作。如第三首：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前人多以為此詩暗喻魏晉之際的政治狀況，表現正直之士難以自保的憂患，大約是不錯的。此外，憑弔戰國魏都遺址的第三十一首，詩中“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云云，表面是懷古，真意卻在於諷今。
還有一些詩，表現了作者不甘碌碌無聞，渴望建功立業的願望。如第三十九首“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學一樣的慷慨激昂之氣。只是這一類作品在《詠懷詩》中為數甚少。
《詠懷詩》的核心內容，是帶有哲理性的對人生問題的思考，並且集中於個人的內在意志與外部力量相沖突，生命從根本上無法獲得自由這樣一個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