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人的意志自由；陶淵明的“自然”哲學，單方面地說不失為一種深刻的哲學，但藉此他恰恰躲開了人在社會中的自由這個根本性問題。可以說，這同樣是個體意識減弱的表現。所以，後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會的壓迫而難以反抗時，就越容易想到陶淵明，用他的人生觀來化解而不是衝破社會的壓迫。這樣，既滿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衝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險。陶淵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會環境的不同，以及兩代文人精神狀態的不同，至少也是決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章 南朝詩文與民歌
宋武帝劉裕取代東晉後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燾實現了統一。經過一段雙方均無所獲的戰爭，南北朝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對峙時期。在南方，頻繁的政權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這種政權更替，並不像其他時代那樣在社會大崩潰的情況下完成，其破壞性相對要小得多，所以經濟、文化的發展仍然很迅速。
我們在本編的《概說》中已經說明：經過魏晉進入南朝，文學的價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視，人們對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也表現出更為濃厚的興趣。尤其南朝幾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創作家和批評家，許多宗室也以愛好文學、喜招納文士著稱，這種來自最高階層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學的繁榮。
南朝文學的風氣，尤以追求新變為突出。新的題材、新的形式、新的風格不斷出現，在並不算很長的時間內，文學的面貌發生了許多變化。在各種文學批評著作中，“新變”被明確地提出來作一種重要的價值標準，作家也以此為努力的目標。如梁、陳兩代的著名詩人徐陵，《陳書》本傳概括其文章特點，是“頗變舊體，多有新意”，而在他寫給族人徐長孺的信中，卻還是慚愧自己缺乏新變。這在總體說來比較守舊崇古的中國文化傳統中，可以說有著不尋常的意義。
但是，南朝文學也有其明顯的偏狹性。
在這個時代，上層權力之爭異常激烈，篡亂相尋，而士族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並不完全依賴於一姓一室的恩賜，只要不捲入具體的政治鬥爭，他們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因此，士族對於所謂君臣之義並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齊書·諸淵傳論》所說：“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這是一種與政治鬥爭保持距離的態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眾的生活相脫離。因此，他們的文學也就很少反映社會的政治狀況和普通民眾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貴族，大多滿足於江南富庶的經濟所提供的物質與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與自信，人生態度也缺乏強烈的衝動，因此，他們的文學自然也就難以形成雄壯有力的美學風格。儘管，在理論上，他們並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風骨”即文學的生氣與力度，作為文學作品的一條重要的價值標準，正是在南朝建立起來的。很多詩人也曾企圖透過邊塞題材來提高作品內在的激情與感染力。但是，雖然這種嘗試給後人留下重要的啟發，然而由於他們的創作並不是實際生活的結晶，而只是出於虛擬、想象，成功率並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學的一些基本特點。從內容來說，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圍環境，以及他們所認識到的人生的普遍現象。在這些範圍內，題材是充分開展的。一切符合於當代審美觀念的物件，都被搜尋來寫入文學作品。尤其是有關山水自然、有關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題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現。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對於藝術形式的強烈追求。在詩歌領域，出現了四聲的運用，產生了詩的格律，詩型也多樣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晉以來駢偶化的傾向進一步發展，文章變得更加工整，並在後期逐漸形成所謂“四六文”的體制。詩文的辭采，也更加講究，越來越精麗工巧。
第一節 劉宋詩文
劉宋詩文的作者，主要是謝家子弟加上顏延之、鮑照等。當代文學的突出現象，從題材來說，是繼承東晉後期文學的趨勢，從玄言詩風的籠罩下襬脫出來，掀起山水文學的新潮，代表人物是謝靈運；從語言、修辭來說，是繼承從曹植到陸機、張協的傳統，追求文辭的典雅華美，和狀物的工巧刻煉，並多用對偶，代表人物是謝靈運和顏延之。鮑照既有接近謝靈運的一面，也有新的創造。這主要是他的樂府體汲取民歌的特點，造成華豔、淺俗、雄放的風格，對齊梁文學造成很大影響。總之，東晉時期玄學侵入文學，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