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而張說作為玄宗長期信任的輔弼大臣，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性人物。開元十三年，玄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並擴大規模，增設學士，以時任中書令的張說知院事。而張說“喜延納後進”（《舊唐書》本傳），張九齡、王翰等許多著名文士均常遊其門下。他實際成為盛唐前期文學界的領袖人物。有《張燕公集》。
張說在玄宗勵精圖治、國力空前強盛的開元前期出將入相，作為封建時代的文人，一生事業獲得極大成功，他的詩主要抒寫以王霸大業自許的懷抱。詩歌的語言比較質樸，有時顯得粗率，總體說來，藝術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詩中充滿豪放自信的情調，顯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風采和氣度。如《巡邊在河北作》說：“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發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頌封山也未遲。”令人感受到以功業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貶謫嶽州期間，他對此仍不能忘懷。《嶽州看黃葉》寫時序之感：“白首看黃葉，徂顏復幾何。空慚棠樹下，不見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況，失意中依然透出勁健之氣。
出於同樣人生志趣，張說喜歡吟詠各種傑出人物。他在許多詩篇中，對曾在歷史上建立殊勳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極表仰慕之忱；《五君詠》更直接謳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顯赫的當代人物。在這方面，張說寫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鄴都引》：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群雄睚眥相馳逐。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為虛人代改，但有西園明月在。鄴旁高冢多貴臣，娥眉睌睩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這首七言歌行寫得豪放而不覺粗率。詩中對於古人壯舉偉業的緬懷，其實正是詩人自己理想懷抱的寫照。比起初唐盧、駱等人的歌行，此詩變鋪陳為簡潔凝鍊，意象更見集中，以氣運詞的飛躍力量也更為充沛。所以沈德潛評此詩云：“聲調漸響，去王楊盧駱體遠矣。”（《唐詩別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風格。
總之，在張說的詩歌中表現出鮮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儻意氣，這正是盛唐詩歌最顯著的精神內涵。考慮到他的領袖群倫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其詩作的意義就更顯得重要了。
張說又以文章著稱。當時朝廷著述，多出他與許國公蘇頲之手，人稱“燕許大手筆”（李肇《唐國史補》）。他的文章質實素樸，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現宏偉的氣勢。許多在過去習慣以駢體寫作的文字，他變為駢散相間，以散為主。這和陳子昂的文章一樣，透露了唐文由駢入散的最初訊息。
張九齡（678—740）字子壽，曲江（今廣東韶關）人。他為張說所獎掖和拔擢，張說去世後，他又於開元二十二年輔佐玄宗為宰相。作為開元盛世的最後一個名相，他深為時人所敬仰，王維、杜甫都作有頌美他的詩篇。他曾闢孟浩然為荊州府幕僚，提拔王維為右拾遺；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獻給他，未能如願，晚年追憶，猶覺得可惜（見《八哀詩》）。
可以說，他是張說之後又一個既有權位又受人欽慕的文壇宗匠。有《曲江集》。
張九齡的詩文創作在精神上和張說有一脈相承之處。他高度評價張說以王霸之氣充實詩文，在他的詩裡，也不時可以讀到“中覽霸王說，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貽》），“弱歲讀群史，抗跡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敘懷二首》之一）之類的句子。
但是，和張說的詩歌重在謳歌功業抱負不同，張九齡的詩歌更多地表現在窮達進退中保持高潔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擠罷相以後，這種態度尤其鮮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會政治，追求經國之大業和不朽之盛舉，另一方面又力圖持超越態度，把“仕”和“隱”這一對矛盾和諧地統一起來，不願為追求功業而屈己媚世。這種進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動姿態設計自我人生道路的慾望。而功名事業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詩的兩條主要軌跡。
在藝術表現上，張九齡的詩歌不像張說那樣直抒胸臆，而是以興寄為主，顯得委婉蘊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託物言志，抒寫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其一雲：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芬芳的蘭、桂喻賢者不隨俗、不求悅於人的內美。其七詠橘，在屈原《橘頌》讚美獨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