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氣完，說明唐詩的語言已經走向成熟。
初唐四傑以他們重剛健、重氣質的創作實踐，在詩壇上起到了解放詩歌的作用。“長風一振，眾萌自偃。……積年綺碎，一朝清廓。……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鹹思自釋。”（楊炯《王勃集序》）他們構成了唐詩發展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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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陳子昂
新的時代理想不斷改變著初唐社會的審美情趣和習尚，成為文學藝術沿革的內在動力；同時，它也有賴於文學藝術的表現和傳播，使之更深入人心，進而影響一代乃至幾代人的精神風貌。在這兩者的互動運動中，抓著某些關鍵的契合點，新的文學理想就會脫穎而出，推進唐詩高潮的到來。在初唐詩壇上完成了這一文學業績的，是陳子昂。
陳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屬四川）人，活動年代主要在武則天時期，比四傑中的王、楊還略晚一些。陳家世豪富，少任俠，性情豪邁。二十四歲舉進士，官至右拾遺，多次上書論政，陳述時弊。曾隨武攸宜軍出擊契丹，相處不合。後解職還鄉，被縣令段簡誣陷入獄，憂憤而死。他渴望乘時代風雲而大展宏圖，卻重蹈了具有詩人氣質的慷慨之士在官場中難以逃脫的厄運，陷沒於險惡的政治漩渦。有《陳伯玉集》。
從唐初到陳子昂數十年間，人們一直在呼喚文學新潮的到來，卻未能把握問題的關鍵。魏徵提出合南北文學之長的目標，但他認為只要“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就能“文質彬彬，盡善盡美”（《隋書·文學傳序》），似乎文學變革主要是透過既有風格的調和綜合，卻把事情看得太過簡單。令狐德棻也在《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中提出詩文“以氣為主，以文傳意”，和調遠、旨深、理當、辭巧的主張，一般地說並不錯，但是也未免浮泛。四傑打破詩壇的沉寂，揭開了唐詩變革的序幕，對當時宮廷詩風的批判也很有力，然而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的理論表述，卻仍然是陳舊而空洞。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以屈原、宋玉為“澆源”（澆薄之源），楊炯在《王勃集序》裡也說“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
他們提出的補救之方，因之只能是“盡力於《丘》《墳》，尋源於《禮》《樂》”這樣一些既脫離自身創作情況、更無任何實踐意義的空洞說教。與前人相比，陳子昂的觀點雖不無偏頗，卻能真正順應著時代的需要，提出清晰而透闢的理論主張。他的《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說：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說以前五百年間“文章道弊”，這重複了當代人對前代文學的一般看法；以“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總括齊梁間詩，也並不全面。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在追求文學變革之際，人們總是會對前代文學提出尖銳的批判乃至否定，其真正的價值，並不在提供客觀而公平的歷史評價，而在於針對現實中的問題，透過揭示前代文學的弊病和不足，提出文學發展的新方向。就這一點而論，陳子昂這篇短文在唐詩發展史上起到了頗為重要的作用。他高出前人之處，就在於：第一，他對前代詩風的批判，不是從教化的角度著眼，而是主要從詩歌本身的審美特徵考慮。所謂“興寄”，“興”指興發，“寄”指寄託；聯絡陳子昂的創作情況，可以具體地解釋為對重大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懷，和由此激發起的熱烈情感。
“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雖不能作為對南朝詩歌的全面的概括，但確實指出了南朝貴族文學的一種偏向，即過分追求修辭性的華麗，而缺乏內在感發的生命。這比起“亡國之音”之類的簡單指斥顯為合理，而作者直接針對的物件，又主要是唐初的宮廷詩風。第二，作為糾正的方法，陳子昂也主要不是提倡儒家宗經明道的文學觀，而是從詩歌發展的歷史中，梳理出“風景”傳統盛衰演變的線索，把建安、正始文學視為典則，鮮明地提出“漢魏風骨”這一口號。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在亂離時世發出梗概多氣的歌唱，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正始文學，在憂患人生中發出抗志不屈的人格追求，兩者情調不盡相同，但都具有英雄的性格。陳子昂標舉“漢魏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