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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問（約656—約713）、沈佺期（約656—713），主要活動在武后和中宗兩朝，尤其在中宗神龍、景龍年間，他們均以修文館學士的身份頻頻出入於宮廷文會，堪稱詞臣班首、文場勍敵，時人號為“沈宋”。據《唐詩紀事》載：“武后游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左史東方虯詩成，拜賜坐，未安，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同書又載：“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蓋詞氣已竭；宋詩……猶涉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在宮廷文人集團中的地位。
沈宋的主要貢獻，在於完成律詩的體制和擴大律詩的影響。他們傾大力於律體的寫作，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總結了五七言近體的形式規範。一方面，他們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澀之病，另一方面，他們又進一步推進了七言歌行體律化的過程，截長挈短，使之趨於凝鍊和完整，脫胎為較為嚴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時期，便已寫出全無失粘現象的七律，他的為數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規範方面堪稱宮廷諸詩人之首。
由他們所倡導的“沈宋體”，實際上就是“華藻整慄”（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沈、宋語）的五七言律詩。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說：“沈、宋之流，研煉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這是“律詩”之名首見於文獻。可見是先有沈宋合軌表率在前，爾後律詩一體才為人們所公認，從而確立其在詩壇的地位的。自齊永明以來兩百多年，中國古典詩歌的格律化過程終於完成。
沈、宋以後，律詩的規範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神龍以還，卓然成調”（《詩藪》），當時應制諸題已大多合律，風氣之盛，並已越出宮廷圈子之外了。
當沈、宋把生活實感注入到這種律體詩中去時，他們也寫出了一些頗為精警動人的篇什。五律如宋之問的《題大庾嶺北驛》：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又如沈佺期的《雜詩》其三：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
宋詩抒發貶謫之悲苦，借風物以寄興，以虛擬的望梅之舉將歸思委婉寫出，唱嘆有情；沈詩雖是傳統題材，卻也寫得真切動人，中二聯以時空交錯的手法，把相思雙方疊影在一起，於對偶整煉中又見飛動之致。
沈、宋的七律，雖尚不能同後世大家之作媲美，但這種規整的形式，在他們手中已是揮灑自如，不覺有何束縛，說明他們對律體的運用，已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茲舉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一詩為例：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初唐宮廷詩人雖然在詩歌形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建樹，也偶有情致動人的佳作，但其總體面貌，卻是在華美的形式中呈現出情調上的蒼白平庸，這是宮廷文學很難避免的。使詩歌擺脫宮廷的羈縻，面向更廣闊的時代生活，煥發新的蓬勃生機，這個任務，不能不主要落到了那些來自草野閭里的作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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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初唐四傑的崛起
當宮廷文士仍把詩歌當作點綴昇平的風雅玩物時，詩壇上逐漸崛起了一批銳意變革的新進詩人。他們志同道合，互通聲氣，使詩歌重新擔負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現出新的時代風貌，唐詩由此獲得了真正的轉機。他們就是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盧照鄰（約630—680後，有《幽憂子集》）、駱賓王（約638—？有《駱賓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楊炯（650—693後，有《盈川集》）。
四傑活動於高宗、武后時期。以年輩言，盧、駱大約比王、楊年長二十歲左右。在他們之前，詩壇上也曾出現過不與宮廷詩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