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的人物，如太宗貞觀年間的王績就是一例。他有感於隋唐喪亂之際變故迭生，無意於仕途爭逐，遂在隱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滿足。他的一些吟詠村居生活的詩篇，語言質樸，不事雕琢，顯示出與宮廷詩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以即目觸興的寫實手法，描繪田園生活的恬靜，透露出對世亂的隱憂。但王績的詩在當時只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風格主要踵武陶淵明，缺乏四傑那種開拓一代新風的內在力量。
初唐四傑都是英姿逸發的少年天才。駱賓王生七歲即能詩，被稱為“神童”。楊炯年十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制弘文館。王勃十六歲時，被太常伯劉祥道稱為神童而表薦於上，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盧照鄰二十歲即為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張��凍�百菰亍罰�５�竊謔送舊希��怯侄際強部啦揮齙摹�
四人中，僅楊炯官至縣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這種人生經歷與我們在《概說》中已有說明的時代特點相結合，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思想性格和文學創作。
初登詩壇，他們就表現出睥睨古今的銳氣和勇氣。盧照鄰說：“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南陽公集序》）“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此乎！”
（《樂府雜詩序》）王勃說：“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注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
（《感興奉送王少府序》）這種強烈的自信心，當然得之於時代的激發。他們看到“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才術顯；鹹能起自布衣，蔚為卿相”（盧照鄰《南陽公集序》），激起了他們敢作敢為的熱情。“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駱賓王《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盧照鄰《行路難》），這些出自他們筆下的詩句，表現了社會中下層人物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期待。他們正是由此展開了自己的文學生涯。
四傑不僅以詩文兼長齊名海內，而且相互呼應，以一種自覺的意識改革文學風氣，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們的攻擊矛頭，集中指向當代的宮廷文學。從楊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基本態度：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琢。……
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蔽，用光志業。
所謂龍朔初載的“文場變體”，是指高宗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又稱“上官體”），其特點是“綺錯婉媚”（《舊唐書》本傳），致力於修辭性裝飾性的美，而缺乏詩歌所應有的激情和生氣。這其實也是宮廷詩歌的通病。四傑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長，一方面對詩壇陳舊保守的遺風陋習發起挑戰，在這過程中，以剛健壯大的審美追求，開始改變唐詩的面貌。
初唐四傑拓新了詩歌的主題和題材，使詩歌擺脫了頌隆聲、助娛樂的虛套，面向廣闊的時代生活，用現實的人生感受，恢復了詩中清醒而嚴肅的自我。
他們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層的貴族社會，否定了貴族社會秩序的永恆價值。四傑中較早的盧、駱，都寫過一些長篇鉅製如《長安古意》、《帝京篇》等。這些詩對帝京的風物以及豪貴們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極盡鋪張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齊梁以來的歌行的特點，但其思想情調卻有迥然不同之處。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極寫車騎、宮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華後，筆鋒突然一轉：
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滄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在流動不已的宇宙中，榮華富貴不過如過眼煙雲，終歸幻滅；
而這種窮奢極侈的生活又建築在多少失志人們的貧困之上，尤見荒悖可恨。駱賓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樣的筆法：
莫矜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也是由敷陳炫耀轉為揶揄嘲諷，以失志不平的憤懣取代了歆羨和贊慕。誠如陳熙晉為駱詩作箋時所云：“本在攄情，非關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