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臨海集箋註》）初唐詩風之轉向，實發端於此。
他們以匡時濟世、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和熱情，為詩歌注入了高情壯思和倜儻意氣。盧照鄰在《詠史四首》中，讚頌了“處身孤且直”、“唯唯何足榮”的季布，“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的朱雲，較之左思《詠史》詩更顯得激昂。駱賓王屢以建立英雄勳績自許，如“勒功思比憲，決策暗欺陳。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詠懷古意上裴侍郎》）；他在從徐敬業起兵後尚作《詠懷》詩，中有“阮籍空長嘯，劉琨獨未歡”之句，表現出眼高一世的卓犖氣概。楊炯的《從軍行》在蒼涼的戎馬氛圍中，直抒不甘庸碌為生的胸襟抱負：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這種梗概多氣的風貌，與建安詩頗有相近之處，但其時代內涵卻又不相同。
他們拓寬了詩歌的視野，使之從宮苑臺閣走向江山和塞漠，從而便於容納豐富得多的感情內容。楊炯由梓州司法參軍秩滿後回洛陽，途中曾寫有《巫峽》、《西陵峽》、《廣溪峽》諸詩。這些詩展現了雄奇瑰偉的山水畫面，同時也披露了詩人的豪邁襟懷，如《西陵峽》最後雲：
自古天地闢，流為峽中水。行旅相贈言，風濤無極已。及餘踐斯地，瑰奇信為美。江山若有靈，千載伸知己。
這種以風濤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習於吟詠月露芳草的宮廷詩歌中是見不到的。駱賓王曾從軍西域，後又北遊幽燕，集中頗多描寫邊塞題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邊城落日》、《夕次蒲類津》、《晚度天山有懷京邑》等。諸如“野昏邊氣合，烽迥戍煙通。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邊城落日》）這樣一些詩句，以及對徵人邊愁的抒寫，都富有生活實感，非一般泛泛的樂府擬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說是首開唐代邊塞詩之先聲。
在前人偏於遊戲性和應酬性的題材中，他們也注入人生熱情，表現出自我的個性。例如詠物詩，在以前很長的時間內，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遊戲；縱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為了增添詩意，並非熱情湧發，故仍不離遊戲的性質。到四傑則往往託物寄慨，使之帶上了詩人鮮明的個性投影。如盧照鄰在《失群雁》一詩中，借“惆悵驚思悲未已，徘徊自憐中罔極”的孤雁自喻，為自己“羸臥空巖”的不幸命運悲鳴慟哭，詩中頗具悲激之氣。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更為人所熟知：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隋以來文士頗好詠蟬，大體在寫物的同時，加入一些標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蟬》便是典型的例子。駱賓王此詩，名為詠蟬，實際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氣溢於言外。又如贈別之詩，四傑也力去應酬文字的陳套，而每每和遊宦不成的悲涼之情、客子深沉的鄉思結合起來。王勃這一類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為膾炙人口：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鄉送別，本來令人感傷，詩中卻以豁達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聯想起曹植的詩句：“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贈白馬王彪》）胡應麟《詩藪》評此詩曰“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宛然，氣骨蒼然”，這裡所說的“興象”和“氣骨”，正是四傑對唐詩最重要的貢獻所在。
初唐四傑在詩歌創作上的力求振拔，不僅表現為內容的拓展和充實，而且也表現為形式的創新和完善。他們要以新的章法和節奏，來表現新的情緒，在詩歌語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體而言，盧、駱喜作五、七言長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體；王、楊則以五言律、絕取勝。
七言歌行本是梁、陳以來七古和駢賦互動影響、滲透的產物，由於它吸取了六朝樂府中的蟬聯句式，和近體的對偶與聲律，逐漸形成了工麗整煉而又婉轉流走的風格特色。盧、駱創造性地發揮了這種詩體之所長，大大加強了它的抒情性，豐富了它的表現力，使之成為“極能發人才思”（《詩藪》語）的新體制。例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體物鋪張始，而以抒情議論作結；在句法上是以駢為主，以散行駢；在用韻上多四句一轉，且平仄相間，絲毫不爽，形成一種緊鑼密鼓式跳蕩起伏的明快節奏，凡轉韻處又多用蟬聯法接字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