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語上則不僅運用大量的疊字、疊詞，而且往往用俗語虛詞加強語調，以傳神情。駱賓王的歌行還參以漢代大賦的筆法，因而無論是規模還是容量都呈現出聳人耳目的壯觀。他的《帝京篇》和《疇昔篇》長達二百多句，前者類京都大賦之制，後者類賦中紀行、述志的綜合。但以賦入詩不只是為了張大氣勢，其中自有激盪的情思和磊落的風神在。如《疇昔篇》淋漓盡致地抒寫了詩人富於戲劇性的坎廩遭遇和豪俠風概，在回顧少年意氣、詩苑盛會、吳楚風物的同時，又時時穿插以節序之悲、失路之嘆和銜冤之恨。這首詩可說是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梁園吟》一類作品的張本。經盧、駱之手，七言歌行“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鹹中肯綮”（《詩藪》），成為以後李白、李頎、高適、岑參一路詩人所喜用的形式，其開拓之功是不容輕忽的。
王勃、楊炯今存的詩以五言律、絕為主，僅王勃有一首七律。這和同時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與稍後的沈、宋相異，這證明七律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楊較之盧、駱，詩歌語言更趨明淨凝鍊，由工密趨於流宕，六朝以來繁縟綺藻的流調已得到進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絕，情景交融、含思蘊藉，用語不啻口出而情韻豐厚，推進了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如《始平晚息》：“觀闕長安近，江山蜀路賒。客行朝復夕，無處是鄉家。”《山中》：“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氣完，說明唐詩的語言已經走向成熟。
初唐四傑以他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