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饒，山川明媚，花木繁榮，容易陶養居民熱烈而浪漫的情思，對享樂生活的追求，以及以豔麗優美為特徵的藝術趣味。這從楚辭與《詩經》的比較中，已可以看出。《南史·循吏傳》說，宋世太平之際，“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又說齊永明時，“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其實南方的民間歌舞一向比較發達，作為一種傳統習俗，只要有適當條件，隨時都會變得活躍，決不止是宋、齊兩代某些特定的時期才如此。
其二是經濟的發展。江南經濟在南朝發展為全國經濟的重心，這一點我們在《概說》中已經言及，古史中對此亦有大量記載。《宋書·孔靖傳論》說：“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郡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牣八方；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南方城市也因此繁榮：建業“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宋書·五行志》），“市廛列肆，埒於二京（指長安、洛陽）”（《隋書·地理志》），長江中游，則“荊州物產，雍、崏、交、梁之會”（《南齊書·張敬兒傳》）。總之，南方經濟最繁榮的地區，一是江浙，其中心城市建業一帶為吳歌的土壤；一是荊楚，其中心城市江陵等地為西曲的滋生地。
其三是社會思想觀念的改變。漢末以來，傳統道德規範失去了束縛力，魏晉南北朝成為一個思想較為開放的時代，追求人生的快樂、感情的滿足，成為一種普遍的願望。不但男子，婦女也往往逾矩不馴。幹寶《晉紀·總論》說，晉時女子每每“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這是站在否定的立場說的，但也可以從中窺見時代的風氣。在這樣的風氣下，專門歌詠男女之情的民歌自然容易被人們喜愛。
其四是貴族的好尚。魏晉南北朝的貴族社會，於物質享受外，對精神享受的追求，對藝術的興趣，也是空前強烈的。在南朝，繪畫、書法、棋藝等，是上層社會中流行的愛好，而音樂尤為突出。不過，他們的興趣，已不在典雅的舊清商樂，而在新異的、活潑豔麗的江南民歌。裴子野《宋略·樂志》說：“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互有爭奪。”就是皇帝的宮廷中，也專門蓄養了吳聲、西曲的樂部。南朝貴族對民歌相當熟悉。《晉書》載，謝石曾在會稽王司馬道子的宴席上“因醉為委巷之歌”；《南史》載，沈文季曾在齊高帝的宴席上唱《子夜來》；《南齊書》載，王仲雄曾在齊明帝面前唱自作的《懊儂曲》。至今尚存世的文人擬民歌之作，及依照民歌新制樂曲的歌辭，為數仍有不少。這些對南朝民歌的發達，必然給予極大的刺激。
南朝樂府民歌的內容，與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的漢樂府民歌不同，它是集中於寫男女之情（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並且絕大多數以女子的口吻，表現女子對男子的愛慕相思。此外還有一部分作品專門描繪女子體態容貌的美麗。由於這些歌曲多是由歌女在宴會等各種場合演唱的，自然以女性的口吻比較合適。歌中既反映了南朝統治區域（主要是城市中）的民間風俗、社會狀況，也反映了當代統治者的生活情趣。
南朝民歌的作者情況，也比較複雜。這些歌曲是在城市中產生的，其作者應該主要是歌女和中下層的文士。因此，它們固然具有鮮明的民歌情調，語言也相當淺顯，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表現了較高的文學素養和修辭技巧。至於有無貴族文人的擬作混雜在內，也很難說。總之，我們把這些無名氏作品籠統地稱之為“民歌”，主要應當從這些作品屬於社會性、集體性創作這一特點來著眼，絕不可偏狹地理解為“勞動人民”的創作。
吳聲歌曲現存三百四十多首，其中主要曲調有如下幾種：
（１）《子夜歌》。據說這種歌曲是一個名叫子夜的女子所造，這大約是由曲名附會而生的說法。又相傳東晉孝武帝時，發生過鬼唱《子夜歌》的事，當然更是荒誕。但由此可知，《子夜歌》至少在東晉已經流行，其歌聲是悲哀的（《唐書·樂志》也說它“聲過哀苦”）。
宿昔不梳頭，絲髮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擥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２）《子夜四時歌》。這是《子夜歌》的變曲，以四時景物為襯托。以上二種均有辭采豔麗的特點，而《子夜四時歌》更為精緻，有幾篇並有引用典故和前人詩句之處，出於文士之手或經他們修飾的成分當更多。
光風流月初，新林錦花舒。情人戲春月，窈窕曳羅裾。（春歌）
青荷蓋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