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中寫得恰到好處、淋漓盡致。“別”實際只是“恨”的一種，較容易把握。文中先從行者與居者兩面總述別離之悲，然後分寫各類人物、各種情形的別離，以見其在人們生活中的普遍性，並達到反覆渲染的目的。寫俠士以死報恩、與家人訣別的景象是：“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有慷慨悲壯之氣。寫遊宦者之婦的四季相思是：“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有纏綿不盡之哀。寫情人之別，則於憂傷中充滿了詩意的美感：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恨賦》、《別賦》，既反映了作者對於人生的傷感，客觀上也反映了南朝社會的時代的傷感，同時，作者又是把這種傷感作為一種藝術的美來追求的。這也是南朝文學的普遍現象之一。
劉峻（４６１—５２１）字孝標，平原（今屬山東）人。幼時與母親同為北魏兵擄掠為奴，母子一度出家為尼、僧。南歸後入仕，沉淪下僚。梁初典校秘書。因任性露才，為武帝所嫌惡，終於一生坎坷。劉峻在北方時即刻苦求學，南歸後更博覽群書，人稱“書淫”。注《世說新語》，引書數百種，儲存了大量古代資料，為世所重。
梁代文章，一般都趨向輕巧流麗，而劉孝標《辯命論》、《廣絕交論》，篇制宏大，立論高遠，情調激越，在當時可謂別具一格。
《辯命論》的主旨，是說天命不可知、不可求，與人的才智及善惡無關，亦非鬼神所能干預，著重抒發懷才不遇之士對自身命運無可奈何、憤憤不平的牢騷。當時流行的因果報應說，實際是肯定了各人的遭遇均緣自自身，有合理性；劉峻則強調“命”只是人不能不受其支配的東西，無所謂合理。並且，由於文中大量鋪敘善不得報、才無所用的事實，實際是指出了現實中充滿了不合理的現象。《廣絕交論》為推演東漢朱穆的《絕交論》。寫作的契機，是因任昉生前喜獎掖人士，死後其諸子窮困潦倒，無一人相助。文章由此出發，歷數現實社會中人與人均以利相交的醜惡現象。二文均以鋪排見長，有戰國縱橫家遺風，又使用南朝駢儷句式，深於刻畫，讀來音調鏗鏘，氣勢凌厲，辭采精工，情致淋漓。如《廣絕交論》中的一節：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爐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
四、丘遲、陶弘景
丘遲（４６４—５０８）字希範，吳興烏程（今浙江吳興）人，梁時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以文才見稱於時。陶弘景（４５２—士，仕齊拜左衛殿中將軍，入梁後隱居不出，但武帝有朝廷大事輒遣使諮詢，人稱“山中宰相”。二人的書信體文章，各有特色。
丘遲有《與陳伯之書》。天監初，丘遲以記室身份隨臨川王蕭宏北征，原為梁朝大將而降魏的陳伯之率兵相拒，丘遲受命作此書勸降。這雖是一篇駢文，形式上限制很多，卻能自由揮灑，寫得委婉曲折，收縱自如。文中責之以義，寬之以恩，曉之以利害，動之以情，威之以力，從各方面打動對方，使陳伯之悔悟歸降。如開頭一節：
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省之小志，慕鴻鶴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先不指斥對方，而盛讚其往日在齊、梁換代之際，追隨梁武帝之明智英武，以求得心理上感情上的接近，然後筆鋒陡然一轉，從民族意識出發，斥責他投降異族的行為，氣勢逼人而來。這以後，文章又歷數梁朝對陳伯之家室的禮遇，以及北魏形勢的危險，說明利害關係。而後盪開一筆，寫下一段極富抒情色彩的文字：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以優美的文字寫出江南宜人風光，激發對方的故國之思，可謂神來之筆。結末一節在委婉的語氣中暗蘊威脅之意，也是煞費苦心。
通常，駢文宜於描寫抒情而短於說理，富文藝之美而難以實用，丘遲卻能較好地將兩方面結合起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