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最著名的作品，是《哀江南賦》。賦前有序，是一篇能獨立成章的駢文，交代作賦的緣由，概括全篇大意，語言精麗，意緒蒼涼，本身就是一篇傑作。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
這一節抒發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憤。開頭兩句，將一生經歷，化為一聲長嘆，悲涼無比。以下迭用典故，以一連串的歷史上的人物故事，比擬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在抒情效果上起到積深積厚的作用。
《哀江南賦序》的文字，以四、六句為主，這是駢文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格式。入唐以後成為定型，所以後人也有將這種駢文稱為“四六文”的。這種文體的長處，是節奏感很強，但寫得不好，容易顯得呆板。庾信的文字，善於排程變化，句式靈活，又善用虛詞勾連句與句之間的關係，表現了極強的構造能力。像“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荑斬伐，如草木焉！”對偶中間用散句，縱橫自如。
《哀江南賦》的正文，以自身的經歷為線索，歷敘梁朝由興盛而衰亡的經過，具有史詩性質。篇制宏大，頭緒紛繁，感情深沉，敘事、議論、抒情結合一體，在古代賦作中罕見其例。作者對梁王朝深深眷懷，但對梁代政治的荒疏混亂，對梁元帝以及宗室諸王的忌刻自私，批評也很嚴厲。敘江陵被攻破之後，百姓遭擄掠之苦，尤為慘痛感人：
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燕，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
《哀江南賦》正文和序，都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善於化用舊典，是庾信公認的特長。這不僅顯示了他的博學與巧思。每一個簡短的包含典故的句子，都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聯想，因而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風格。但由此也使文章變得艱深難懂，且難免也有生硬的地方。是謂利弊兩見，不可執一而談。《小園賦》、《枯樹賦》、《傷心賦》、《竹杖賦》等，則是庾信後期所作的抒情辭賦。其中《枯樹賦》以象徵手法，寫各種樹木由於人為的原因，不能保持其自然的生命，特別是由於受到寵愛而導致災難，著重抒發了動亂時代中貴族文人難以自全的悲哀，有相當的哲理意味，感慨殊深。但在象徵寫法中夾入大量典故，尤難讀懂。《小園賦》則偏重寫景，藉以抒寫嚮往隱逸的懷抱，故文字較為清曉，在諸篇中最為出色。像“桐間露落，柳下風來”，“鳥多閒暇，花隨四時”，“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等景句，都是精巧而自然的文筆，顯示了作者的才華。
庾信可以說是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他以聰穎的資質，在梁這個南朝文學的全盛時代積累了很高的文學素養，又來到北方，以其沉痛的生活經歷豐富了創作的內容，並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從而形成自己的獨特面貌。他的駢文、駢賦，可與鮑照並舉，代表了南北朝駢文、駢賦的最高成就；他的詩歌，則初步融合了南北詩風，對唐詩有重要影響。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題辭說：
史評庾詩“綺豔”，杜工部又稱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詩家難兼，子山備之。玉臺瓊樓，未易幾及。……令狐撰史，詆為“淫放”、“輕險”、“詞賦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窮形寫態，模範是出，而敢於毀侮，殆將諱所自來，先縱尋斧歟？
“令狐撰史”云云，指唐令狐德棻《周書》中對庾信的貶語。唐代一些文人對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學都有不合情理的批評，原因很複雜，在此不論。這裡張溥不以“綺豔”為文學的罪過，又指出“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確實是有見地的。
王褒（約５１３—５７６）字子淵，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出身名族。梁元帝登位，他因舊交之情受委重任，拜吏部尚書、右僕射。江陵城破，元帝出降，諸臣均被帶到北方。王褒以門第與文才，受到重視。仕西魏、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與庾信同為北方文壇的宗匠。
王褒在梁時，作有七言《燕歌行》，蕭繹及諸文士均曾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