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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南北文化、國內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匯聚，相互融合，推陳出新，使得唐代文化呈現出生氣勃勃、豐富多彩、新異多變的面貌。
唐代社會的政治結構，既不同於魏晉南北朝，作為貴族階層計程車族享有充分的特權，也不同於宋代以後的王朝，士族完全不復存在，而皇權成為國家權力的絕對中心，它是兩者之間的過渡。
隋唐以前，無論在南方還是北方，豪門大族的勢力都很強大。隋文帝企圖把選用官吏的權力完全收歸朝廷，廢除士族制度，結果引起士族的強烈不滿。唐人柳芳認為這是導致隋亡國的重要原因（《氏族論》），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唐太宗執政不久，即下令修《氏族志》，這是在全國統一以後對各利益集團關係的調整。經唐太宗授意，皇族和外戚被列於《氏族志》的最高地位，而後才是山東大姓崔、盧，江南大姓王、謝等。同時還把原先非士族的功臣以及其他一些新起的族姓列入譜內。這既承認了原有士族的社會地位，同時也強調了皇家的尊貴，並擴大了政權的基礎。舊門閥勢力在唐代受到壓抑，但其在政治上的影響依然存在。如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出於崔一姓的有二十三人①，就可見一斑。
①此條及下文范陽盧氏中進士人數均據岑仲勉《隋唐史》。
始於隋朝的科舉制度，作為一種新的選拔官員的途徑，在唐代得到繼承。它作為朝廷主持的考試，取代了過去由士族把持的銓選，促進了中央集權。但唐代的科舉與宋以後的科舉有很大區別。參與科舉者，部分來自各級學校，大抵為官員子弟；其他人要經過地方上的“選貢”，士庶之分雖非“選貢”的依據，但作為一種劃分社會階層的手段，它對“選貢”必然會有相當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考卷評閱是不糊名的，及第與否，同考生的家庭地位、社會影響、考官對其熟悉程度等因素大有關係。因此總體說來，新舊士族在科舉中佔據著優越的地位。如范陽盧氏自德宗興元元年至僖宗乾符二年約九十年間，有一百十六人登進士第，便是顯著的例子。
另外，科舉在唐代政治結構中的意義也不像宋代以後那樣重要。唐代科舉錄取的人數不是很多，還有許多官員是透過其他途徑簡選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門資”（家庭的政治地位）入仕，這也是一種貴族特權。
在上一編中，我們已經說明：貴族政治特權的存在，對於普通人士固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但同時它也有抑制皇權絕對化的作用，從而使封建專制統治有所鬆懈，使個性尊嚴、個人自由的思想有存在的空間。像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在魏晉南北朝並不是罕見的事情——
范曄甚至一定要等皇帝親自唱歌時，才肯為他彈琵琶。對於唐代政治也應該看到這一點。拿唐朝和宋朝相比，由於皇權強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社會思想文化方面的區別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唐代的情況又不同於魏晉南北朝計程車族社會。《氏族志》所列已比舊門閥士族的範圍擴大了許多，高宗時代武則天執政，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使“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舊唐書·李義府傳》），進一步以朝廷“功名”破壞士族制度，士庶的界限不斷淡化。在科舉中，雖然存在士族佔優勢的情況，但畢竟為許多普通讀書人提供了機會。至於像馬周受唐太宗的欣賞，由布衣直接拔擢為宰相，這在南北朝士族社會里更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總而言之，唐代社會既有一定的貴族化色彩，同時對社會中下層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能夠容納他們之中的優異人物。
這使得許多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文人，對於個人前途抱有更大的信心，對參與社會的政治與文化活動表現出更多的熱情。
唐作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王朝，始終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單一的思想統治，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些特別。一般地說，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的書籍，在進士科和明經科的科舉考試中，也都要考經書。而且，自唐立國以後，一些文人要求重興儒學的呼聲時起時伏，從未停止。這些都證明，儒學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