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在唐代較之魏晉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學卻並沒有獲得統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無論在統治集團還是在整個社會中，受重視的程度都不低於它。在某些年代，由於最高統治者的偏愛，道或佛甚至被排列於儒學之上。儒學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復興。科舉中所考的“帖經”，只是簡單的記誦默寫，而不是對其思想的闡發；
唐代對儒學的學術性研究，甚至還不及南朝；唐代以昌盛儒學為己任的韓愈等人，在宋代一些儒者（特別是理學家）看來仍然是駁雜不純的。
這種情況，也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特徵。一方面，魏晉南北朝數百年中儒學衰弱，多種思想並存，這種局面不是短時期可以改變的；另一方面，唐代社會的政治、民族、文化等總體上都有多元化的特點，思想學說的多元化正與之相應，建立單一的思想統治缺乏必要的基礎。所以，唐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較為自由活潑。
發生於玄宗天寶十四載的“安史之亂”，標誌了唐帝國由盛轉衰的鉅變。這一場爭奪最高權力的叛亂與平叛的戰爭，打了八年之久，使社會遭到巨大破壞，也使唐王朝的中央政權大傷元氣。安史之亂結束以後，出現中央所不能控制的藩鎮割據的局面。雖然有過憲宗時的“中興”，中央政權有所加強，但這種局面並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而一直延續到唐亡。唐中後期另一個重大的政治困境，則是宦官擅權。任用宦官，實際自太宗起已經兆萌，只是未失去控制而已。中唐以後，皇帝既不能相信在外的軍事將領，又不能充分相信在朝廷中的官僚，只能循漢代的老路，把權力甚至兵權託付給作為家奴的宦官。其結果，是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宦官之禍。連皇帝的生死廢立之權，都經常地落在了宦官手裡。而在官僚集團中，晚唐又出現黨派之爭，即所謂“牛李黨爭”。在多重危機中，這個輝煌一時的帝國，終於走向了崩潰，由黃巢起義結束了它的歷史。此後出現五代十國的分裂狀態，實際是藩鎮割據的延續。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對衰落的中晚唐，社會的經濟文化並不是完全停頓了下來。東南一帶的經濟，仍在區域性的安寧中發展著，揚州、蘇州、杭州以及廣州、成都等城市，由於受戰亂的影響較小，甚至比初盛唐時期更為繁榮。由於社會面臨著複雜的問題，迫使人們進行更多的思考，社會的思想文化也在動亂和危機中保持著活躍的生機。
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強盛，各種文化的交融匯合，統治階層組成的多元化，思想統治的相對寬鬆，以及在最受社會重視的進士科考試中以詩賦為主要的考試內容等各方面的因素，有力地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繁榮發展，結下累累碩果，而詩歌作為唐代文學的主流，更是大放異彩。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唐代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
關於唐詩與前代即魏晉南北朝詩歌的關係，存在一些需要說明和澄清的問題。
在前一編的《概說》中，我們對魏晉南北朝詩歌的主要成就及特點和主要弊病及缺陷，已經作了扼要的說明。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詩歌為後代詩歌的發展，打下了極其重要的基礎，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可能性，也留下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而唐代詩歌，正是透過對魏晉南北朝詩歌的揚棄、發展而推陳出新，達到新的高峰。但是，唐代文學批評，大多對前代（尤其是南朝）文學，採取從整體上加以否定的態度，使得兩者之間在延續中變革、在變革中延續的關係，成了似乎是對立的關係；而後代的文學批評，也大多接受了唐人的觀點，甚至變本加厲，這就造成認識上的混亂。
唐人否定前代文學，大抵出於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由於文學發展本身的需要，而對前代文學風氣（尤其它的偏頗和缺陷），採取矯枉過正的態度。這種否定雖有必然和合理的一面，但不一定是全面的；其二，作為一個新建立的王朝，需要在理論上對前代文化加以通盤否定，以昭示“聖朝”的光明。但其意義主要是在政治上，實際未必照此實行；其三，唐代始終存在復興儒學的呼聲，儘管實際效果不大，對詩人創作的影響也有限，但在文學理論方面，儒家以教化為中心的文學觀確實重新抬頭了。這並不是什麼進步的現象。總之，對唐詩的情況，對唐詩與前代詩歌的關係，不能完全聽信唐人自己的宣言，而必須從他們的實際創作中尋找結論。譬如李白的《古風》第一首，認為《詩經》以後的文學一直處於衰微的過程中，“自從建安來”，更是“綺麗不足珍”①，直到“聖代復元古”，文運才得以重興。雖然詩中也略有可取的意見，但總體上只是儒家文學觀的陳詞濫調。有趣的倒是：這種理論觀念上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