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實際是古代樂府民歌的流變，但杜甫打破慣例，不用樂府古題而“即事名篇”（根據所敘事實命名），這樣就更能夠反映現實，更富於生活氣息。這一創造，直接導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從敘事藝術來看，這些詩善於描繪人物形象，尤其是運用對話來表現人物個性，在中國古代敘事詩的發展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類是七律。杜甫在這方面的成就，對中國詩歌藝術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於宮廷應制唱和，這類詩內容貧乏，其語言亦平緩無力，而在這以外，佳作也為數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聲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發展了這一詩歌形式所蘊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樣，是固定的詩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當大的容量；在語言節奏方面，雖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經過杜甫的精心調節，卻可以產生多種多樣的變化。於是，七律成為一種既工麗嚴整，又開合動盪，具有獨特的藝術表現力的詩型。試看他的名作《秋興八首》之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詩寫巫峽的秋聲秋色，美麗而蕭瑟，壯闊而陰鬱，以此襯托出孤獨的詩人形象。整首詩既有力度，又非常精緻，給人以豐富的感受。而有時候，杜甫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體詩的句式、音調錘進律詩，人們稱之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在這首詩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語法完整，不避虛詞、代詞，都是古體詩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詩的句子比較緊縮）。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節奏，在第五字“者”處形成很強的停頓，然後引出悲愴而有力的末句。從聲律來說，這首詩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詩規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對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聲對三平聲，起伏感很強，具有古風的特徵。這樣，作者打破了律詩固有的平衡、和諧，於拗折中求得獨特的韻味，藉以表達自己不平靜的心情。這種借聲調和句法的拗折來抒發某種特殊情緒的手段，後來在宋詩人黃庭堅那裡被廣泛運用。
杜甫對於詩歌的語言非常重視，他毫不隱諱地宣稱：“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確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可以說，杜甫把中國古典詩歌語言的表現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杜詩語言的功力，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句式、詞彙並不特別，但由於寫得準確有力，而給人以強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讀起來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畫出妻子見丈夫仍在人世、剎那間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為驚心動魄的一筆。又如《江亭王閬州筵餞錢遂州》中“老畏歌聲斷，愁隨舞曲長”，也不是很特別的句子，卻很充分地寫出了詩人觀賞歌舞時潦倒愁悶的心情。另一種情況就是用不尋常的語言和修辭手法，造成新鮮的、能夠啟用讀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寫景詩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開頭，然後用一個動詞引入實物，像“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放船》），“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晴》），“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等。這樣寫來，既醒目又能表現出情感的流動。古人煉字，有“詩眼”之說，即一句詩中有一個字特別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這方面的長處尤其為人欽服，贊為一字之下，後人無法更易。像“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船下夔州郭宿雨溼不得上岸別王二十判官》）的“亂”和“懸”，“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的“垂”與“湧”，“萬姓瘡痍合，群山嗜慾肥”（《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的“合”與“肥”等，不勝列舉。至若《秋興》中“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動詞“開”和“系”都關聯兩項事物，更是精巧絕倫。
杜甫詩歌的藝術風格多種多樣，最具有特徵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併為歷來評論者所公認的，是“沉鬱頓挫”（《進雕賦表》）。所謂“沉鬱”，主要表現為意境開闊壯大、感情深沉蒼涼；所謂“頓挫”，主要表現為語言和韻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這種特點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詩歌所要表達的人生情感非常強烈，而同時這種情感又受到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