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來歸。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遙見尋沙岸，春風動草衣。（《夜到漁家》）
王建字仲初，許州（今河南許昌）人，與張籍是朋友，年歲相仿，經歷也大體相同，曾任縣丞、縣尉等低階官職，後任陝州司馬。有《王司馬集》。他的詩風與張籍相似，樂府詩也常針砭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如《水執行》寫官府運糧船隊“西江運船立紅幟，萬棹千帆繞江水”，而農民卻“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當窗織》寫貧女辛勤紡織，“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急”，而到頭還得先輸官府，餘下的又得給婆婆，自己不能穿上新衣；《田家行》寫農民種麥養蠶，都被官府拿走，心裡痛苦萬分還得感到僥倖，因為可以免得賣牛抵租；《海人謠》則寫道：
海人無家海里住，採珠役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路，未央宮中常滿庫。
在這些尖銳地指責官府與朝廷盤剝百姓的詩歌中，表現了詩人的正義感與同情心。
王建也有以俗語民歌入詩的趨向，如《園果》：“雨中梨果病，每樹無數個。小兒出戶看，一半鳥啄破。”渾如兒歌；
《祝鵲》：“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則有如口語；《古謠》：“一東一西隴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去道上客，一顛一倒池中麻。”
則完全是從民間謠諺中脫化而來。此外，像《神樹詞》、《田家留客》及絕句《江陵道中》、《雨中寄東溪韋處士》，也都有民歌那種通脫流利、自然明快的風味。
王建的樂府詩與張籍相比，在語言的通俗平易和結構的流貫上都很相似，但張籍的詩在節奏變換上顯得要輕快圓轉些，常常採取若干句換韻和視角疊變的方式使人讀來富有變化感，而王建的樂府詩則善於在平直樸素的敘述之後加上一兩句看似平常的句子使意蘊加深，在不動聲色中突出主題。如《當窗織》寫貧女織布辛苦，後面加上一句“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以織布貧女羨慕本身是淪於不幸的娼女，突出地呈現了貧女痛苦的心境。
另外，王建還以寫宮女生活的《宮詞一百首》著名。這些詩寫得小巧清麗，對宮中奢華生活頗多渲染，有幾篇較好的，能夠給人以較深的感想，如下面一首：
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
張籍、王建的詩歌在元稹、白居易之前就已表現了詩壇上不同於大曆、貞元詩風的又一新變化，後來他們又成為以元、白為代表的新詩潮的重要成員。張、王之不同於元、白，在於他們沒有提出鮮明的理論主張，其創作沿用樂府古題的也比較多，關涉現實政治的尖銳性還不那麼突出，因此所謂“新樂府”的特徵尚未得到凸現。這一新詩潮要到元稹、白居易創作出大量新題樂府詩，並提出詩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居易《新樂府序》）的綱領時，才算真正形成。但也正是因為他們不以一種鮮明的理論為指導，故其樂府創作的內容較為寬泛，而不僅僅是政治性的。元、白一方面以鮮明的理論和關涉政治的尖銳性推進了新詩潮的高漲，而且以白居易而言，其創作成就也顯然高於張、王，但他們的詩受政治理念的影響也更為顯著了。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十五歲以明經擢第，元和元年（806）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遺，歷仕監察御史，因觸怒宦官被貶。元和十年（815）回京不久又被外任通州司馬，後召回。自此仕途順達，長慶二年，曾短時期任宰相（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以後又任過浙東觀察使、尚書左丞、武昌軍節度使等高職，五十三歲時死於任上。有《元氏長慶集》。
元和四年（809），元稹看到李紳所作的“樂府新題”二十首，覺得“雅有所謂，不虛為文”，所以深有感觸，便選了其中特別與現實弊病有關的詩題創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其中，《上陽白髮人》寫民間女子被囚禁深宮，空耗青春年華；《華原磐》以兩種樂器的對比，暗指君主不辨正聲邪聲，而小人佞言媚上，導致天下大亂；《五絃彈》借五絃比五賢，希望君王徵召賢人，調理五常；《西涼伎》寫邊陲的繁榮與衰敗變化，指斥“連城邊將但高會”，卻不能安定邊疆的現象；《法曲》寫安史之亂前後習俗變化，痛惜雅正習俗的消失……。可以看出，元稹的樂府詩是針對現實政治而寫的，他所涉及的面很廣，但內容龐雜，既有對安史之亂以來社會變遷的反